1999年
我们不可能构想出哪怕一件东西是本身为善,而不需要任何界定的。在这个世界,或者即使在这个世界之外,我们都不可能构想出哪怕一件这样的东西。只除了善意。(康德)
欲望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斯宾诺莎)
我们所称之为“规律”的都是假设或猜测,这些假设或猜测总是某个更大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它们永远都不能孤立地被证实为真或为伪。(卡尔·波普尔)
知识是力量吗?
2000年
时间不是某种自足自主存在的东西[...]。因此,时间是一种属于(人类)直觉的、纯粹主观的状态 [...];离开了主体,时间什么都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社会,这个过程在人身上导致了一种重要变化;它把公正作为一种行为法则,来替代本能的位置,这赋予人的行为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性质。(卢梭,《社会契约论》)
从单细胞变形虫到人类这样一个过程,在哲学家眼中显然是一种进步 -- 虽然我们无法获知单细胞变形虫是否会同意这种看法。(罗素)
所有人类依其本性都渴望知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2001年
良知的法则从习俗而来,我们虚伪地宣称它们得自于天性。(蒙田,《随笔集》)
如果我们把无限制的宽容延展,使它甚至适用于那些不宽容的人;如果我们不做好准备对抗不宽容者的攻击,维护一个宽容的社会,那么,宽容者将被消灭,随之宽容也被消灭。(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我只须问我自己我想要做什么,每样我凭感觉认为好的就是好的,每样我凭感觉认为坏的就是坏的...(卢梭)。
由此,显而易见,当没有一种势力涉及到所有人,使他们全都心存敬畏,他们就处于那种被称之为战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人彼此为敌。(霍布斯,《利维坦》)
2002年
那么,你想要我们对我们先前对公正的人所下的定义加一个补充。我们先前说,对朋友行善举,对敌人行恶事,这样是公正的;可是现在,我们要加上说:如果朋友是好人,对他行善举是公正的,如果敌人是坏人,对他行恶事是公正的? (柏拉图,《理想国》)
那些不能牢记过去的人注定会使过去重复发生。(乔治·桑塔耶拿,《理性生活》)
但是,要能够说一个点是黑色或白色,我必须首先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一个点被称作白色或黑色;为了能够说:“p”为真(或为伪),我必须确切知道在什么条件下,我称“p”为真,并由此来确定这个提议的意思。(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这是又一个吊诡命题,但作为真实的绝对存在,上帝必须也是撒旦。只有这样,上帝才能被称为是真的全知全能。[...]绝对性的上帝必须在其自身中包含全然否定,必须是那个陷入终极的恶的上帝。(西田几多郎,《虚无和宗教的世界观》)
2003年
良知的法则从习俗而来,我们虚伪地宣称它们得自于天性。(蒙田,《随笔集》)
关于公共领域的和平在哪些条件下之为可能,哲学家提出了相关定理;为从事战争而装备起来的城邦应该参照这些定理来吸取信息和得到指导。(康德,《永久和平论》)
我们能在自己身上察觉到这种进攻性,我们有充分理由假定其他人[也]有这种进攻性;这种进攻性影响我们与邻居的关系,使人类文明别无选择,而必须付出如此高昂的能量消耗。这种与生俱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视使文明社会无时不处在解体的威胁下。(佛洛依德,《文明及其缺憾》)
2004年
常识所用来反对自由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于它提醒我们一无所能。我们做不到随心所欲地改变我们的境况;正相反,我们似乎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力改变。我不是自由的 -- 连逃脱我的阶级、国家、家庭对我的命定,我都不是自由的;积攒我自己的力量或运道,我也不是自由的;克服最微不足道的口腹之欲或习惯,我也不是自由的。(萨特,《存在与虚无》)
必须批判地反思对真理的希求 -- 让我们这样来定义我们所要做的:这一次,真理的价值必须经由实验而受到质疑...(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事实上,历史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科学需要哲学吗?
2005年
如果我必须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朋友之间做选择,我希望我该拥有背叛我的国家的勇气。(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当今,真理分散在很多话语体系中,这些话语体系不再能被安排成一种高下的等级关系。然而,在任何一个这样的话语中,我们都在顽强地寻找能够说服所有人的卓识和洞见。(尤尔根·哈贝马斯)
享乐主义、悲观主义、实用主义、快乐说 -- 在估量事物价值的时候,这些体系都考虑到伴随这些事物而来的快感或痛感,那就是说,这些体系所依照的是所有那些非核心的条件或事实,[由此]它们被看做不够深刻、天真幼稚。任何具有建设性的心智情感的人,任何具有艺术家良知的人,都只能带着反讽和悲悯,在一定距离之外来看这种现象。(尼采)
语言是一个诸多路径的迷宫。从一个方向来,你知道路;从另一个方向来到同一个地方,你就不再知道路了。(维特根斯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