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研究转基因自称中间派 需要实验后用事实说话
2014伊始，曾经自称“中间派”的袁隆平，再次就转基因话题开了腔，不过这一次，他在媒体上的形象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欲说还休——“转基因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此语一出，顾准之女顾秀林老师如被雷劈，半晌才吐出几个血字：“反道的，都没有好下场。袁隆平这个两面派，和张启发一样，罪孽，恶毒。必须彻底揭露和彻底批判！”
虽然我与顾秀林对转基因的观点完全相左，但对袁此次表态却有着同样的不解与错愕。这个对Bt蛋白（抗虫稻核心基因）看起来还一知半解的传统育种专家，为何会对基因工程如此兴致盎然？
还是先从杂交稻说起吧。
不再增产的杂交稻
1976年，杂交水稻在中国的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4万公顷，正式走向大面积生产。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年头里，中国人等来了邓小平和袁隆平，据说这两“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
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虽身为“杂交水稻之父”，但全国累计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却并未出自袁隆平之手。
1981年，来自福建三明农科所的谢华安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汕优63”，这个初期科研经费投入不足10万元的项目，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横扫中国大地，最高峰时期曾经占据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的45%，累积种植面积占杂交水稻主要品种的21%（2006年数据）。更关键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杂交稻刚推出便遇到了稻瘟病困境，推广严重受阻，有的地方甚至将几十万公斤种子封存。由于汕优63对稻瘟病的优良抗性，杂交稻才得以真正进入国人的视野。著名水稻育种专家杨守仁曾说，“汕优63救了杂交水稻的命”。
随后，在1997年时，来自江苏农科院的邹江石培育出了“两优培九”，并表现出优异的品质，在2002年后接替“汕优63”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直到2004年和2010年时，袁隆平团队的“金优207”及“Y两优1号”才分别崭露头角。
不过正如袁隆平所说，比起个人成败得失，他更关心杂交稻以及超级稻在中国的发展。然而，杂交水稻在中国却已经遭遇多重瓶颈，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疯狂已不可同日而语。
曾经有人说，杂交水稻可以完全取代常规水稻。但根据全国农技中心的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杂交水稻在全部水稻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徘徊在60%—65%左右，从未超过70%。由于耕种便利，在部分地区，常规稻反而有“第二春”的态势。
和种植面积比起来，更加萎靡不振的是单产水平。1991-2007年，中国审定了2000余种杂交水稻品种，且品种更新加快。在水稻品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水稻单产却呈现下降趋势。1995年中国水稻平均单产401.6公斤，1998年达424.4公斤，而2003年下降到404.0公斤，倒退到1995年的水平。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数据同样可以证实，自1998年达到省均6.37千吨的产量数据后，中国的水稻单产水平就再也没有过起色。自1998至2003年，中国水稻总产量年下降761.1万吨，其中由于单产下降造成水稻总产下降占23.2%，使水稻总产量年下降176.6万吨。
官方一直宣称“以不足10%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的中国奇迹，如今来看，号称杂交水稻技术全球领先，却以排名全球13位、单产效率仅为前10名国家75%的水稻单产水平养活了这么多人，更是一个奇迹。
当然，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水稻产业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水稻种植面积下降了1%，但总产量却增长了165%。
不过，这种产量的增加，究竟有几分功劳可算在杂交水稻头上呢？
《凤凰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品种和栽培手段在增产中的作用各占50%。由于现阶段育种已到达很高水平，种子技术对于水稻增产已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科院研究生院学报》刊登的论文认为“现代改良品种往往需要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和高的物质投入。因此把单产的增加都归功于品种改良的贡献则是抹杀了其他因素的贡献”，作者李海明通过计算得出“大约73%的产量增加是靠投入增加而换取的，而剩下的27%的产量的增长是由品种改良贡献的。”
《财经》杂志则说得更直白——“按照官方解释，组织制度、市场化，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工及物质投入、技术手段改善均是使中国粮食增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直接原因，则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的增加。”
没错，虽然通过改良各种水稻性状提高单产是中国育种工作者一直不变的目标（从大跃进时代开始，普罗大众就对“亩产”二字魂牵梦萦），但杂交育种与化肥农药哪个对产量促进更有效，恐怕还值得推敲。众所周知，超级稻正是高肥高水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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