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科学史教授刘华杰,长期关注转基因,目前是转基因反方阵营的代表之一。在他看来,转基因技术有多种风险,不适宜强行推广。现在要做的是争取把事情拿到桌面上公开讨论、辩论,不要轻易指责谁不科学、不理性。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对转基因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什么?
刘华杰(以下简称“刘”):我认为任何个人、团体、国家在研究和推广转基因生物(GMO)技术及产品时都要格外慎重,不能以一己眼前的私利而置他人、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及大自然的生态安全而不顾。
原因是,GMO与大自然中自然发生的生命,以及传统上人工改造的生命存在较大差异,GMO技术使得在短时间内制造出新的生命形式成为可能,而从进化论视角看,此类生命可能是不适应的,对环境对其他生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不是说所有的 GMO 技术或者GMO食品都注定是不安全的,只是说其中的一部分极有可能不安全。问题是我们无法清晰地区分哪些安全哪些不安全,必须具体地一个一个分析,长期监测。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有必要推广转基因技术。目前宣称的推广理由不成立,比如为了增产、为了环保等,它们经不起推敲。
记:从科学史角度看,绝对的安全存在吗?是不是所有东西对人体的安全性,包括转基因的安全性,科学永远给不出答案?
刘:安全性是相对的,科学技术也只能就有限目标做出评估,因此只要听到有人说“没问题,绝对安全”,那么可以判定这类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GMO 支持者容易提出这样的辩护策略:既然安全性是相对的,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说 GMO 技术、GMO食品等是相对安全的,或者与传统食品同样安全。我要说的恰恰是,这种辩护不成立。传统食品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们与转基因食品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最根本性一条是存在时间不同!时间说明了什么?进化论意义上,时间长能说明许多问题,不适应的东西在时间长河中会被“洗刷掉”。也就是说,传统食品是经过长时间检验,周围的环境、其他生命对它已经适应,它们是大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合法成员。而GMO不同,它是人造的,它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一切要慢慢来,急不得。
另外,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检测对于安全性或许很重要,但可能“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三聚氰胺毒奶案是个典型,那些有毒的牛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通过了人工检测(不是大自然的检测),因为此前常规检测不检查三聚氰胺。一般地说,安全检测只查 N项,问题可能出在N+1项,而第N+1项根本不在检查之列。许多传统食品,人们祖祖辈辈吃的东西不需要再检测。但在现代社会里,检测要常做,这已经成了一种制度性安全。重要归重要,但它不能提供充分必要性保证。
在国外,论证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通常涉及到并实际运用过“实质等同性原则”,FDA就曾用过,但是这样的原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如今,已经没有人再理直气壮地用这样低级的原则来为转基因安全性辩护了。
记:有研究者说,杂交技术比转基因更加不可控。但是大众舆论对杂交的反感不大,这是为什么?
刘:杂交在自然界本来就存在,人工杂交与自然界的自然杂交性质差不多,它们都是经历长时间检验的。杂交过程受制于大自然的自然选择,是有约束的。转基因技术与杂交技术不同。
支持转基因作物的人士针对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两类辩护——针对必要性提出A类辩护:转基因技术有无比的优越性,不同于传统技术,因此要搞转基因;针对安全性提出B类辩护:转基因技术其实也没什么,与传统技术差不多,因而安全性也一样,不必担心。把A类辩护与B类辩护放在一起看,有点自相矛盾。你不能在质疑必要性时说:新东西好极了,的确与众不同;而在质疑安全性时又说这个东西不新,只是传统技术的延续。什么叫理性?理性的基本原则是保持逻辑一致。
记:有人说,无论转基因是否安全、未来是否推广,至少中国目前需要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独立研究体系,您赞同吗?
刘:不赞成。要做的事情多了,凭什么人家有什么“好东西”自己也一定要有?转基因没必要跟着折腾,就算晚了、慢了,以后再做也没什么了不起,急什么?
记:科学的两面性已是老生常谈,发展方式也已经不可逆转,所以在现实背景下,您觉得转基因扮演怎样的角色更加妥当?
刘:挡不住不是一个好理由,虽然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理由。就好比,在人类的历史上,盗窃、杀人放火从来都是被禁止的,但从来也没有真正杜绝过。不能因为挡不住,就指出不需要阻挡盗窃、杀人放火。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盗窃、杀人放火诸事因为防不胜防所以由它们去吧。
转基因技术有多种风险,不适宜强行推广。现在要做的是争取把事情拿到桌面上公开讨论、辩论,不要轻易指责谁不科学、不理性。另外切实可做的一件事是,把标识做好,转基因食品厂家自己不愿意标明的,相关的非转基因食品厂家可以标出“非转”标识,效果是一样的。有标识的好处是,百姓可以自己选择。支持方不是主张自己的东西好极了吗,那么就勇敢地标识自己的好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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