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中国必须立即停止核能发展的“大跃进”

　　核心提示：如中国的确要实现“2050年核电达到4亿千瓦以上”的既定目标，那么将“至少”面临“高达400万吨天然铀可采储量”的短缺。而按照某些“乐观”的或“一厢情愿”的地质专家们的估计，“最多”也只是“我国铀资源总量可能超过200万吨”，且并不等于“可采储量”。

　　摘要：这一论文的中心论点是从“核安全、核成本、核资源”三种不同角度，分析论述了我国必须立即停止我国在核能发展上的“大跃进”，指出“必须对核电站的成本和效益进行重新评估、重新分析”，其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一从“核资源、核燃料循环、核电站、后处理、核嬗变和核废物处置”，以及“发电成本”，这一系列的产业链要花多少钱？此外，如果中国的确要实现“2050年核电达到4亿千瓦以上”的既定目标，那么中国将“至少”面临“高达400万吨天然铀可采储量”的短缺。而按照某些“乐观”的或“一厢情愿”的（Wishful）地质专家们的估计，“最多”也只是“我国铀资源总量可能超过200万吨”，而且这一“铀资源总量”并不等于“可采储量”。还指出我国快堆的研发，只能期望在“2040年前后建成一个配套的接近增殖的快中子堆核能系统，实现快堆核燃料循环的闭合和核燃料的接近增殖”。其实就是不能做到“增殖”。

　　最近接连写了三篇文章，《一论、二论、三论我国应大幅度调整发展核能的政策》，其中心论点是从“核安全、核成本、核资源”三种不同角度，分析论述了我国必须立即停止我国在核能发展上的“大跃进”。

　　一、请各位看一看我国现在制定的核电站“大跃进”的规划：

　　我国正在运行的核电反应堆有11座，电功率为900万千瓦，目前国内正在建造的有26座核电反应堆，总功率约28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和工程院已制定的规划目标是：2020年核电发展到7000万千瓦，或为8000万千瓦，2030年达2亿千瓦，2050年达4亿~5亿千瓦。核电将逐步发展为我国主要能源之一。

　　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约400多座，总功率一共就是4亿千瓦。但我国要在未来10~40年内，至少达到4亿千瓦，争取达到5亿千瓦。

　　这样一个中、长期规划，当然未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但现在已在报刊、杂志上大量宣传。

　　现在热议中或争议中的奋斗目标，是2020年将达到多少，是7000万千瓦，8000万千瓦，还是停留在已开工建设的装机，亦即共约4000万千瓦。

　　问题是，这一核规划的制定，根本未对核安全问题，做出任何评估或具体分析，在中国工程院撰写的《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核能卷”中，甚而连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的名词都未出现。而世界上自400多座核电站运行以来，世界先后共发生过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概率约为1%。现在这一4亿千瓦到5亿千瓦核电站的建造，其重大事故的发生率是多少？这是一个亟待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的问题。但是，由中国工程院编写的“核能卷”中，这一长达38页不对核安全问题进行细致讨论的核能规划，竟然在能源界、环保界，一路绿灯，安然通过；其无视核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令人吃惊！

　　所以，福岛事件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之一，必须立即停止推进仅由少数人关门制定的核电站“大跃进”式的规划。

　　二、福岛事件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二是：

　　并不是日本或我国核电专家做不出安全型核电站，而是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会发生这种“千年一遇”的九级地震，又激发了“难得一见”的大海啸。日本人抗震经验相当成熟，但未对9级地震设防，更未对大海啸设防。

　　所以，福岛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是：必须大幅度提高核电站的设计和运转的安全标准，也就是需要把那种“千年一遇”的偶然事故，也考虑在内，否则就不能“确保”福岛事故，不再发生。而且这种“确保”，必须“绝对”确保，而不是“相对”确保。

　　在人类核活动的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次绝不允许重复发生的重大事故！中国的核政策必须从福岛事故中充分汲取教训，必须“绝对”确保福岛事故再不能出现于中国大地！

　　三、重大的争论是中国在内陆地区是否应建造核电站。

　　当前中国已建、在建的核电站，均放置在海边。下面是一张到2010年底为止的“已建、在建”核电站的“简图”：

　　有报导表明，这一“简图”已从30座上升到40座，也有报导说自福岛事件后，已停止了某些“拟议”中的核电站，情况还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是福岛事故也有值得吸取的重要经验教训。这就是“幸而”福岛核电站放置在海边。这除了便于取得冷却水源外，还因为万一出现核事故，还有可能将放射性废水向大海排放；而万一污染了内陆地区的水源以及地下水，那可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问题。

　　最近，由于人们开始重视福岛事件给予人类的教训，某些人开始主张核电站应放置在“1000年内没有4级以上地震、没有海啸的地方。”而“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地震、没有海啸，像美国、法国的很多电站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我们也还要冷静地看到，这一意见，仅考虑到地质变动所引起自然灾害，没有认识到气象灾害也将严重影响核电站运行是否安全。核电站的特点之一，是大量消耗冷却水，约是通常火力发电的4倍。万一出现极度干旱，水源枯竭，这将产生“特大”核安全事故！例如，今年夏季，素以水量丰富著称的湖南、江西均出现严重干旱，边鄱阳湖、洞庭湖均出现大面积湖底干裂，人畜饮水困难，以致紧急呼吁长江三峡放水。而更重要的，上述意见是仅从如何解决Nuclear Safety的角度，来讨论核电站选址问题的。而如果还要考虑 Nuclear Security，就仍然要考虑到中国有许多“核心”地区，不能建造核电站。我曾经看到一个材料，说湖南省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地震，也看到核总公司和湖南省委有一个要在湖南省大力推进核电建设的协议。看来这将是核电站“待选”的优良地址之一。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核防卫”，不仅要应对未来可能的国际战争，还要应对国际恐怖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的袭击和破坏；那么其最佳选择，还是以放置在海边、海中小岛为好！“湖广熟、天下足”！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所在，切不可掉以轻心！

　　四、福岛事件给予中国的另一重大教训是：必须重新审定核安全标准，制定新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需要的核安全标准。

　　请注意安全一词有两种含义，在英语里，Nuclear Safety知National Security 一词是有严格区别的。我的粗浅理解是：Nuclear Safety只包括天灾，而National Security就连“人祸”也包括在内了。但是，我们追求的核安全，就不仅仅是Safety，而且要上升到Security。 前一时期，联合国潘基文秘书长在2011年4月19日，在乌克兰召开的“安全和创新利用核能国际峰会”上，提出五点行动方案，呼吁国际社会全面加强核安全，避免核事故灾难的发生。潘基文强调，安全工作必须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核事故的影响是跨越国界的，所以应对行动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论证。” 为此，潘基文秘书长呼吁“在核安全与核保安之间建立更强有力的联系”。我的理解是，潘基文秘书长其实是在敦促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国不仅要关注Nuclear Safety，还要关注Nuclear Security。Nuclear Safety一词，在潘基文那里和中国核能界许多专家认识就不相同。潘基文讲的是“核”安全，而我国仅限于“核电站”安全。其实，在核活动中，从原料的开采、制造、发电、处理、嬗变和储存中，都大量存在着安全问题。至于其实，Nuclear Security一一词，更包含多方面内涵，既包括如何抗御敌方飞行物的袭击，也包括防卫恐怖分子的破坏，还包含核材料的走私，核技术的无控制的转移等，涉及捍卫国家安全和保证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等重大问题。现在中国网站均将Nuclear Security一词译作“核保安”，似不能完全体现这一词条丰富内涵，也许以译作“核防卫”较佳！

　　需要向社会公众报告的是：恐怖分子袭击核电站，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除可以使用飞行的小型爆炸物直接命中核电站的主体部分外，甚而核电站的断电、断水事故，都可以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所以，我强烈支持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范这一人祸的发生。不幸，这只是少数核专家、少数政治家认同的意见。请允许我大胆猜测一下，很可能，人类必须在真正出现恐怖分子对核电站袭击，再度发生7级以上的重大核事故后，才能接受教训，真正达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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