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香港中大校长高锟:一位真正的教者

　　[导读]做校长多年，高锟校长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学家，知道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高校长不晓得说，但晓得做。

　　做校长多年，高锟校长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学家，知道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高校长不晓得说，但晓得做。

　　高锟校长在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迅即成为媒体焦点。除了高校长在光纤通讯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期间和学生的关系，尤其是1993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但观乎媒体报道，颇多不尽不实之处，部分更近乎传说。这些传说，对高校长和学生都不公平。

　　我当时读大学三年级，是《中大学生报》校园版编辑，亲历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长做过多次访问，算是对内情有所了解。现在热潮既过，我自觉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记下来，为历史留个记录。更重要的是，18年后，我对高校长的教育理念，有了一点新体会。

　　被誉为“光纤通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高锟。高锟参与创立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学系，并于1987至1996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

　　我第一次见高锟校长，是1992年8月某个下午，我和学生报其他四位同学去大学行政楼访问他，一谈就是三小时。高校长的粤语不太流利，我们主要用普通话交谈。高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率真诚恳、没官腔很随和的人。即使我们有时问得直接尖锐，他也没有回避或带我们绕圈子，而是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还留意到高校长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一边聊天一边在白纸上画几何图案，愈画愈多。

　　那天我们从中大的人文传统和教育理想谈起，说到学制改变、校园规划、教学评核和通识教育等。最后，我们问高校长是否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在那个年头，学生会经常出去示威抗议，有的时候会出现学生在外抗议，校长在内饮宴的场面。校长说他个人很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但因为他是校长，代表大学，因此不适宜表态。他甚至说：“我很同情你们的许多行为，觉得是年轻人应该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会觉得我不对。如果我不做校长而做教师，那情形就不同。”（《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出版，1993，页15）

　　那个访问最后由我执笔，一年后被收进我有份参与编辑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一向有为学校撰史的传统，每十年一次，从学生的观点回顾及检讨大学的发展。书出版后，我寄了本给校长。过不了几天，他在校园偶然遇到我，说读了书中我的两篇文章，一篇写得好，一篇写得不太好。我当时有点诧异。一是诧异他会读我的文章，二是诧异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对着这个学生说不喜欢他的文章。我没有不快，反觉得高校长如此坦白很好。可惜当时人太多，我没机会问他不喜欢哪一篇及原因是什么。

　　所谓“范克廉楼文化”

　　这里要补一笔，谈谈学生会干事会和学生报。干事会和学生报是中大学生会的核心，是当时惟一需要全校学生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组织，运作经费来自学生的会费，在组织和财政上完全独立于校方。学生会总部在学生活动中心范克廉楼，干事会在地库，学生报在顶层，彼此关系密切，我们惯称自己为“范记人”。校长所在的行政楼，与范克廉楼一路之隔，并排而立。中大学生会有参与校政和关心社会的传统，崇尚独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学时，范克廉楼聚集了大批热血青年，天天在那里议论国事。除了学生会，中大还有过百计学生团体，包括书院学生会、国是学会、中大社工队、青年文学奖、绿色天地等。这些团体也是学生自治，每年由会员选举出我们叫做“庄”的内阁，自行组织活动，学校不会干预。

　　我特别说明这个背景，是想读者明白，虽然高校长是国际知名的光纤之父，但我们当时对他不仅没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为他是校长。对范记人来说，校长拥有庞大的行政权力，代表大学官僚体系的利益。而学生会的职责，是捍卫教育理想，监察大学施政，争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学权益。所以，校长和学生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张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楼有强烈的反权威反建制传统，在我的读书年代尤甚。这个传统从上世纪70年代发展下来，一代传一代，从没中断过，形成所谓范克廉楼文化。很多人对这个传统不认识，一见到学生会有抗争行动，总会习惯性标签他们为“过激”、“非理性”和“一小撮搞事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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