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袜的发明见证公司的力量 推动生产力发展(图)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他们都没有说知识和科学技术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转化成力量或者生产力。20世纪的实践告诉我们，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公司才是把知识和科学技术转化成力量的最有效方式。

　　尼龙袜的诞生是证明这一论断的最好案例。“由6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制造商采用杜邦公司新型纱线生产的尼龙袜今天首次上市销售，受到妇女们的热烈欢迎。长筒袜摆放在选定的商店进行实验性销售，第一批上柜的长筒袜到下午一点钟就告罄，当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柜台前始终排着3列长长的顾客，他们中许多是男人，许多人来自外地。”《纽约时报》1939年10月25日用大量篇幅来报道一种新产品的上市。这种在万众期盼中如等待巨星光临般的场景，也出现在几年前苹果手机上市的时候。如同今天女孩子们都以拥有一台“爱疯4”为荣一样，20世纪40年代，全世界的妇女把拥有一双尼龙丝袜当成她们最重要的梦想之一。

　　这种用“煤炭、空气和水”制造出的丝线织成的丝袜弹性十足，不易起皱褶且结实耐用，它让女性小腿显得修长而光洁。为她们发明这种名叫“尼龙”的高分子化合物的，是一位名叫华莱士・卡罗瑟斯的科学家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科研小组。在当时，丝袜被当成这种高分子人造纤维最大的用途。

　　在尼龙丝袜上市之前，《纽约时报》曾在社论中用其惯用的质疑口吻，对丝袜未来的命运发表了悲观的看法，理由如下：“一般认为男人喜欢一直穿同样的衣服，女人则会因为穿同样的衣服而痛苦不堪。像钢铁一样结实的长筒袜对小孩的父母来说，其用处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永远也不会厌烦孩子一直穿着同样的旧衣服”。评论员给尼龙袜下了前景堪忧的结论。每一位新闻评论员总会羞于提起自己曾在某篇评论中妄下的某个断言，《纽约时报》当然也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在每一个新发明、新产品面世的时候，总会有新的评论为其做出前景堪忧的评论。但显然，这从来不会成为那些伟大公司不断推出他们新创意的障碍。

　　尼龙袜受到的追捧远远高于预期。随着不久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尼龙被发现除丝袜之外更重要的用途――制造降落伞、坦克和军车的迷彩衣。这使得用来制造丝袜的尼龙数量大大减少，拥有一双尼龙袜成为广大妇女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梦想，男人们则会动用所有的资源为他们心爱的女人搞到一双尼龙丝袜。

　　尼龙的出现,改写了纺织业的历史。羊毛、棉花和蚕丝在人类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一直扮演着的角色被尼龙等合成纤维所代替。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动植物纤维才又逐渐夺回了纺织品的位置。

　　尼龙风潮迅速席卷全球。在一部名叫《教室别恋》的著名瑞典电影里，美丽女教师的丈夫就是因为尼龙袜突然之间的风靡使他囤积的羊毛跌价，即将破产的困顿让他每天沉溺于酗酒，成就了女教师和少年的乱伦之恋。一部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50年前的故事能够嵌入尼龙丝袜的情节，足以说明尼龙丝袜的出现在整个西方世界给人们留下的共同记忆。而电影《朗读者》，更是直接让尼龙丝袜成为男女主角开启欲望的道具。女主角汉娜伸出修长的大腿缓慢而认真地穿起长筒尼龙丝袜的镜头，成为这部电影中媚入骨髓的情色桥段。科学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科学发明与情色之间可以有这样的关联。

　　为妇女们制造梦想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有他身后的伟大公司。

　　公司总是被人们定义成一个只会谋求短期利润的经济动物。但历史证明，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公司不但能生产出具有技术含量的产品，由于创新的需要，公司同样可以把他们研究的触角向基础科学领域延伸。

　　1927年，杜邦公司决定每年支付25万美元作为研究费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1928年，杜邦公司成立了基础化学研究所，年仅32岁的卡罗瑟斯博士受聘担任该所有机化学部的负责人。卡罗瑟斯，这位哈佛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开始在杜邦公司设于威尔明顿的实验室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

　　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这样描述了卡罗瑟斯博士受聘杜邦公司的过程：“他提出了3个条件：一是建造新的实验室；二是研究课题不受限制；三是提高工资，年薪从哈佛教授的35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杜邦公司照单全收。卡罗瑟斯从此开始了他形容为像煤矿工人那样的工业奴役生活。虽然辛苦，他却感到很愉快。他说：没有人过问我如何安排时间？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一切就由我自己决定。最令卡罗瑟斯高兴的是研究资金简直没有限制。”

　　在如此宽松的条件下，卡罗瑟斯开始了他的研究历程，当然，他的研究方向并没有被定为长筒丝袜。开始，研究只是在模糊的寻找一种有机高分子新的结构方式。1936年，他们确认了一种特殊的分子，一种可以成为尼龙的分子――尼龙66，之后，尼龙被发现。这个新发明，花了杜邦公司2700万美元和卡罗瑟斯博士7年的功夫，因为它实质上开启了高分子化学的基础研究。

　　在尼龙发明之前，塑料的发明同样证明公司的力量对于科学探索的巨大作用。自从台球运动诞生以来，一直都以象牙为标准原料。19世纪80年代，象牙供应的逐步减少与台球运动的兴起引发了台球的短缺。于是，美国最大的台球生产商费兰与考兰德公司悬赏价值1万美元的黄金招募任何能够发明象牙代用品的“发明天才”。发明家利奥・贝克接受了这个挑战，发明了苯酚和甲醛的化合物――酚醛塑料。后来这种用作替代象牙制作台球的人工材料，成为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高分子材料。

　　从酚醛塑料到尼龙，从阿司匹林到晶体管，从无线电电灯，到自从有了公司，人类很多的新知识、新发明、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公司的力量》的解说词中这样写道：“据统计，从17世 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的专利和2/3的研究开发经费出自跨国公司。2006财年，美国政府的研发预算为1320亿美元，美国公司的研发预算则达到了2000亿美元。”

　　杜邦公司这家以“开创科学奇迹”为企业目标的公司，以生产火药起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引领了世界高分子化工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现在，他们又成为世界转基因农业技术的引领者，依然传承了其在基础科学领域延伸的传统。

　　虽然，当今世界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多依赖国家的投入和政府科研机构，众多的科学突破也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但在发达国家，私营公司的投入早已成为科学研究甚至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以杜邦为例，每年在研究和开发上的投入高达10多亿美元，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超过数百亿美元。

　　公司能够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用于科学研究，而不仅仅局限在产品开发上。一方面在于企业家的雄心和眼光，同时也在于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了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企业才会有动力在看不清实际效益的时候就花费巨额投资用于科学研究。

　　现在的中国在工程技术上通过引进、消化和自主研发，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能力。但放眼人类文明史真正拿得出手的基础科学研究几乎是空白，让我们这个拥有古老文明国家的国民汗颜。一直以来，政府的巨额投资都依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投向了政府和大学的科研机构。事实证明，在目前的竞争条件下这已经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当然，直接靠政府拨款资助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向私营企业开放所有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是刺激公司向科学研究长期投入的最有效路径。前苏联的举国体制虽然在部分与军事相关的科学领域有所突破，但由于没有产业链条的支撑，也终于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结果。在当下的中国，私营公司的业务被玻璃天花板和弹簧门局限在民用消费品领域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脱离实用技术的轨道向基础科学领域迈进呢？只有当产权关系清晰、治理结构合理的私营公司进入到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所谓“科学的春天”才可能真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