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中旬开始，德国大肠杆菌引发的疫情已经造成了31人死亡，近3100人患病。医生们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大肠杆菌，一时感到束手无策，但让他们更头疼的是，病菌的源头迟迟查不出来，这使得人们无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直到6月10日，德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等多家机构才在柏林表示，他们已确认豆芽是造成此次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的源头。
从未见过的疫情
对于鲁尔夫斯塔尔来说，最奇怪的事是病人的变化。“他们的意识变得模糊，他们说话有困难，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斯塔尔说，“再有就是这种病菌令人吃惊的攻击性。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临床现象。”
斯塔尔是位62岁的肾病专家，他担任德国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学院和第三诊所的负责人已经有18个年头了。但是他说：“我们没有一个医生曾经碰到过像这样的事件。”他的部下已经连轴转地工作了一个多星期，只能轮流休息一小会。
斯塔尔说的事件就是由肠出血性大肠杆菌造成的疫情，这种细菌是一种无害的肠道细菌的近亲，但是可以产生志贺毒素，只要一个人的体内有100菌株，它很快就能复制出数百万菌株，这就意味着，人被感染了。菌株在患者体内一般有2-10天的潜伏期，然后患者开始腹泻或者便血。
病人的情况急剧恶化
但是斯塔尔看到的病症要严重得多，肠出血性大肠杆菌还攻击人体的血液、肾脏和大脑。这些患者被确认为患上了溶血性尿毒症，往往伴有并发症，生命受到威胁。这些病人在腹泻10天后红细胞解体、停止工作，肾脏衰竭，他们往往需要透析才能维持生命。
“病人的情况急剧恶化，”斯塔尔说，“而最糟糕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他们发病。”
德国每年大概有60人在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后患上溶血性尿毒症。而在5月中下旬短短一周内，就有很多这样的病例出现。根据德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截至5月底，德国共出现了373例溶血性尿毒症病例。
疫情的第一个高潮
疫情就暴发在斯塔尔的诊所。5月18日傍晚，第一个被怀疑染上溶血性尿毒症的病人住进斯塔尔的诊所，所有医生都不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一开始，我们根本就没把病人与肠出血性大肠杆菌联系起来。”斯塔尔说，“因为那种病菌通常只会影响到孩子。”而在成人中，导致溶血性尿毒症的原因可能是遗传缺陷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有可能是癌症治疗的副作用。
到了第二天，突然送进来七八例相似病例，而实验室报告称，他们都感染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他们及时把情况通知了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疫情从这一刻开始，并在5月下旬随着西班牙两个蔬菜生产基地的封闭达到第一个高潮。
极其罕见的病菌
对于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专家来说，他们需要尽快解决的两个任务是，找到受污染的食品和确定致病病菌的类型。经过初步探究，他们确定问题出在来自西班牙的黄瓜上。
黑尔格卡希，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咨询实验室主任，他的实验室设在德国西部的明斯特大学，他的一生都致力于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研究，但是他说：“我从没遇到过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第一份粪便样本在一个星期一送抵他的实验室。当时疫情已经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暴发。
卡希和工作人员立即开始分析，结果在星期三晚上便弄清楚，这是极其罕见的O104∶H4大肠杆菌。
卡希在他的电脑面前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所确定的病菌类型实在太罕见了，过去30年间他只遇到过一次。他不能肯定，导致这次疫情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罕见的病菌。
他用“O104∶H4”作为关键词在医学文献库中进行搜索，但只搜出一个结果，那是韩国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中的病例是一个成年妇女，而德国大多数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者也是成年妇女，惊人的巧合。
致病病菌包含鼠疫基因
卡希想清醒一下，于是喝了一杯咖啡，带着他的德国牧羊犬散步去了。“你能想象到我的经历吗？”回来后，他给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菲利普塔尔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凌晨4点27分，他收到了塔尔的回信：“流行病一般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仅次于卡希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专家塔尔也从没听说过O104∶H4型大肠杆菌的暴发。
在电子邮件中，卡希推测过为什么疫情没有在儿童当中传播，反而在成年人当中传播的原因，而且德国受感染人数前所未有的多，几家医院的透析床位几乎都满了！
卡希和他的同事认为，问题可能在于病原本身。可能这种罕见的病菌遗传物质发生了变异，它产生的毒素或者说对肠细胞的损害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后来公布的病菌基因测序结果证实了卡希的推测。
5月31日，德国一家媒体报道，卡希已发现O104∶H4型大肠杆菌是这次疫情的罪魁祸首，他包含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多种基因，还包含了鼠疫病菌的一种基因，这使得它更容易致病。不过卡希强调，眼下这种病菌并不会引起鼠疫流行。
重构患者饮食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流行病学传染病部门负责人杰拉德克劳斯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待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研究的结果。汉堡疫情暴发当天，他的四个部下已经来到了疫情暴发中心――鲁尔夫斯塔尔的诊所。他们带来了流行病学专家的首选工具――调查问卷。
研究人员坐在患者床边，耐心地和他们交谈，想要重构他们过去几天的饮食情况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克劳斯说。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疫情暴发前的几天，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没有吃过生肉或者生牛奶，而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吃过没有煮的生蔬菜。
那如何解释病人以妇女居多呢？难道是因为她们在厨房接触过生蔬菜，还是因为女性吃饭时吃的蔬菜更多？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派出一支15人的小组利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克劳斯说：“这种研究速度快，而且所受到的干扰少。”
随机的街头访问
15人小组总共访问了25名女性患者以及4名与患者住在汉堡同一区域的健康妇女，这些妇女的年龄相仿。克劳斯说：“调查人员在街道上随机访问路人，或者随机按门铃寻找访问对象，这是流行病学中的经典访问手段，你只需要站在大街上就可以完成任务。”
访问得来的原始数据很快被输入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电脑，他们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第二天结果出来了，西红柿、生菜和黄瓜是最有可能的污染源。
现在，食品检查员已经知道从哪里着手了。他们在汉堡爱斯布图勒区发现端倪。该区食品安全部负责人玛丽安妮普费尔-沃纳克说，第一位发病的女病人就来自该区。
玛丽安妮普费尔-沃纳克说：“我们得到消息，这种细菌似乎来自于地上种植的蔬菜。”她随即派出检查员前往超市和菜场搜集样本：生菜、有机胡萝卜、德国黄瓜、西红柿、莴苣以及包装好的蔬菜沙拉和鸡肉番茄酱奶酪三明治。
他们从一个病人家里搜集到一份大头菜，这家人的孩子生病了，孩子的母亲已经证实感染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孩子的父亲则在吃了一些西红柿后感到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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