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的深圳“华强北”:山寨手机走向穷途末路(图)

　　由于做山寨手机的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吕志平回忆，三年前，一台手机的利润是一两百元，而现在，则是8―10元钱，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

　　和吕在同一个市场的朱旺对此有着更直观的感受。他做的是手机电池生意，三年前，一块电池至少能赚1元钱，现在则降到了2―3毛。他揶揄，别看自己卖的是高科技，其实已经和卖白菜没什么区别。

　　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更是让一些山寨厂家开始了粗制滥造。在巴基斯坦，甚至发生过山寨手机集体“死机”事故。而一些宣称终身保修的手机，三个月之后，连厂家都找不到了。

　　而加速到来的3G时代，则给了山寨手机们致命一击。

　　2007年，当苹果以外形和界面极简单却有极丰富应用的iPhone这一真正的破坏性创新开启智能和3G时代后，盛极一时的中国山寨机的末日警钟便已敲响。

　　由于苹果采取的是“终端+软件+应用”的商业模式，山寨所依赖的外形和功能优势被彻底颠覆。现在，没有人想要能开酒瓶的手机，人人都喜欢能下载应用、玩游戏、看视频的手机。

　　山寨的创新能力似乎已到穷途。最近被网友广为转发的一条微博戏谑道：现在，iPhone用户有三大爱好：游戏、拍照、发微博。山寨用户也有三大爱好，不过依然是――凤凰传奇、凤凰传奇、凤凰传奇。

　　虽然联发科非常清楚，自己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3G芯片上复制2G时代的成功，但知易行难，直到如今，其也没有推出一款真正“质优价廉”的3G芯片。

　　而握有芯片核心技术的高通，在3G时代几乎享有了绝对的话语权。这导致3G芯片的价格居高不下，山寨机最核心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

　　在与数据消费紧密结合的3G时代，电信运营商以各种形式的补贴拉低3G智能手机的价格，甚至可以实现“零元购机”，以此吸引消费者进入自己的网络。这无疑对无法获得补贴的山寨机施加了更大压力。

　　“山寨”的去处

　　对于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山寨产业，深圳市政府的态度颇为微妙。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深圳市市长的许宗衡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规范引导‘山 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发创新的路径”后一度引发争议。一些代表认为，政府如此表述，有支持侵权行为之嫌，建议删除。经过数轮讨论，在最后 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山寨”一词被换成了模棱两可的“初级创新产品”。而“走模仿开发创新路径”也被改成了“提升品牌，自主研发”。

　　其实，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一些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资本的山寨厂商也意欲从良。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转变，并非易事。因为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山寨的命运往往不受自己控制，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模式变迁以及联发科这样的芯片集成商的进化速度，都可能让它死于非命。

　　2008年，上网本风行一时，一些山寨厂商高调上阵，当年3月，甚至在深圳召开了“中国首届上网本暨山寨本产业高峰论坛”。一些打算打自主品牌的山 寨厂商放言：“中国山寨上网本将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但仅仅半年时间，上网本就被一个更新的产品――平板电脑所淘汰，一些投入巨资的山寨厂商因此而血本 无归。

　　深圳市政府也曾试图清理过这个市场。2008年前后，媒体曾掀起一股揭露山寨产业黑幕的报道热潮。舆论压力之下，深圳市副市长亲自带队，到华强北“清场”。此后每逢3・15，都要检查一遍。

　　为了逃避检查，一些山寨厂商甚至将工厂放在山上，工人则每天车接车送。一位在山寨手机厂工作的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她在打工期间印象最深的， 除了加班，还有应付检查。她记得有一天晚上10点，突然有人报信，检查的来了。老板下令，关灯，原地趴下。她们就这样趴了两个小时。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大运会临近，严打之风又紧，“保护知识产权，成就和谐大运”的条幅在深圳华强北随处可见。

　　然而，据吕志平透露，这些“严打”，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几乎每一次清场，他都会提前接到通知，只要不将那些冒牌机明目张胆地摆到柜台上，就没事。

　　“这么大的产业，深圳怎么可能真正查？”吕志平反问。在他看来，如果山寨垮了，华强北也就垮了――粗略统计，这个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山寨大本营，营业额早已超过千亿，仅就业人员就有二十余万。而其遍及全球的销售网络，所创造的产值和就业更是无法统计。

　　(应被访者要求，吕志平、朱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