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一直觉得‘马云’不是我，我不是‘马云’，我需要披上‘马云’这件袈裟的时候，我就是‘马云’。平时这件袈裟就放在那里，我也不能破坏它。”
JM。马云的衬衣左袖口上绣着两个花体英文字母。谁都知道Jack Ma在互联网世界是何许人也，但网上偏有人开玩笑地说：他是Jack Mao吧?
在跟我们的交谈过程中，他还真谈到了Mao。说“红军的成功在于毛泽东把业绩和政治思想合起来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说“如果50年代毛泽东就把权力放掉了，毛就真是神人。但是后面越管越多，就卷入进去了。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得有一张时间表，你得知道你什么时候不行，而不是相信我永远行。”
3月3日，马云与我们在北京中国大饭店20层的贵宾会所进行了一席谈。
这次见面是我们“堵”出来的，因为照阿里巴巴与马云自己不成文的规定，阿里巴巴（1688.HK）2007年在港上市之后，马云就不怎么接受媒体访问了。B2B业务的上市，对阿里系与马云个人，都意味非凡，是许多转变的开始。这次见面的机缘，刚好是因为1688出了问题：由于对B2B业务中的欺诈现象管控不力，甚至部分阿里员工卷入，CEO卫哲等引咎辞职。事发突然，而阿里巴巴公关工作做得一如既往的到位：对外宣布该负面消息的同时，以更强的力度对内对外宣示―阿里是一家“价值观”、“使命感”驱动的公司，为了捍卫它，阿里不惜哪怕是巨大的代价。
此举受到部分商界人士的肯定。平时跟马云交往密切的，如史玉柱、虞锋等，均第一时间在微博上表示对马云的钦佩和支持;不那么密切的，如前惠普中国CEO、海辉软件执行董事长孙振耀，评价此事是“另一个赫德”（去年，惠普前CEO马克・赫德因为某些看似无关宏旨的不规范行为而被迫辞职）。消息发布后，马云收到的第三条短信，也是一家跨国公司的老总发来的：“我没想到中国企业会这么做，国外的顶尖企业也不一定会采取这种做法……”中泽嘉盟董事长（原UT斯达康创始人、中国区CEO）吴鹰对《中国企业家》说，“我个人认为，这事儿还是因为马云坚持他的价值观。他公司这么大，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不坚持一个好的价值观，那最后肯定有问题。”
但另一些评论，就不那么好听了。许多揣测与质疑，都指向：欺诈在阿里包括B2B、B2C平台上长期都有存在，为什么现在才想起祭出价值观大旗独让B2B的CEO辞职?马云或别有用心?从前几年开始，阿里就突然撤换过淘宝网CEO等阿里高管，也突然让十多位创始人变身合伙人，这次，也是马云惯用的、在阿里内部整肃队伍以强调其权威性的一步棋?卫哲辞职后，网易科技曾就此发起一项调查，3天时间里，3000余名网友中超过70%认为“卫哲辞职另有隐情”。
马云个人认为怀疑意见占舆论的三成，“你怎么说他都不会相信。这很正常，我不是追求大家的认同，而是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
客观来看，马云在阿里巴巴的核心与权威地位，里里外外无人可及。尽管2009、2010年时不时传出阿里巴巴大股东雅虎的CEO巴茨与阿里有所龃龉、乃至可能威胁到马云地位的消息，但随着去年年底巴茨表示不寻求介入阿里巴巴董事会，此矛盾已暂息声鼓，不至于进一步激化。
但抛开那些权谋说，有一个真实的命题是摆在马云面前的。即马云如何保持对一个电子商务多平台王国的控制力?B2B业务、淘宝、支付宝、阿里金融、还有未来的阿里物流。从业务挑战来看，每一块业务都存在巨大变数，新兴模式、强劲对手层出不穷;就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每一块业务都与中国社会、法规有复杂交集甚至磨擦。比如淘宝上的仿货、假货问题。阿里巴巴总参谋长曾鸣打了个比喻说，“当你一脸麻子的时候，突然有一面镜子把你的麻子全部照出来了，你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把镜子砸了。”在曾看来，中国商业社会现状就是那一脸的麻子，淘宝是镜子，有可能成为主人对“麻子”不满的牺牲品。诸如此类，都是阿里巴巴发展中的风险问题。马云固然可以让子公司CEO放手去做（他说互联网早不是他这样40多岁人的天下了），事实上也是，2007年阿里巴巴B2B上市后，马云往后退了一大步，甚至开始练太极、习道学、悟阴阳，但是现实不允许他做到真洒脱。采访中，他直陈，“我已经融化在这个公司里，公司的危机就是我的危机。”
业务的风险背后实则是人的风险。于是控制力的另一层含义是，马云如何确认各方诸侯把活干得漂亮、有业绩的同时，且在不同阶段都能绝对效忠于阿里巴巴的使命、价值观?有时在外界看来，这种“效忠”近于对马云个人死心塌地的相信与追随。
当我们说到此时，马云做出以下回应：“我不是我。我一直觉得‘马云’不是我，我不是‘马云’，我需要披上‘马云’这件袈裟的时候，我就是‘马云’。平时这件袈裟就放在那里，我也不能破坏它。”
马云是个人，而“马云”是尊神。当然，马云或许不会承认是他一手“神化”了马云。
照此说来，我们眼前这个穿着绿色套头毛衣、目光炯炯，时而做出颇具气概手势的小个子男人，是那个出生于1964年9月、一路调皮长大的杭州男孩马云的“阿凡达”。他身上的袈裟或面具，是在阿里“打天下”过程中，不知不觉套上、长到肉身里去的。这几年，天性不羁的马云时而有冲动要脱下“马云”袈裟，也确实时而脱下，但一旦他闻到阿里巴巴有什么不对劲的气味，他立刻将袈裟披挂，变成“马云”，毫不犹豫。
“杀”卫哲
2011年1月中下旬某一天，马云偶然上网收了下邮件。这事儿不是马云的日常之举，马说他没有收邮件的习惯，员工们都知道。但就这么一次，马看到某封邮件里有蹊跷。那时已是春节放假前，几个阿里老同事在邮件里讨论吃什么。一个女员工在邮件里随口说了句：“他妈的，我还在看一个案子，可能个别员工涉及到欺诈问题。”
马云说他当时好奇：什么案子会让一个女孩子说“他妈的”?
马云找她聊了聊。“聊聊觉得可能有问题。”他立即找到卫哲问询。事实上，卫哲和他的团队很早就知道阿里B2B平台上的商家欺诈问题，也一直在用常规方式调查、处理、防范，并有了一定成效，作弊商家比例已从1.1%下降到了0.8%。这样一个比例，在该领域内横向比较，并不算高。但卫哲搞不清阿里巴巴员工跟作弊商家的关联度有多高，据说，当马云向他问询时，他的惊诧程度不亚于马云。
当天晚上，几个关键人物即被马云从外地叫回杭州开会。一聊，马云觉得这个事搞大了。会上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小组来调查。
“说我早就设计好了（搞卫哲），我（听了）疯过去了。我是算命的也算不准!从调查一启动开始，我一直希望这不是真的!”
关明生，作为阿里巴巴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此次受董事会之托，负责该调查工作。这像一个轮回。整整10年前的那个春节，加盟阿里巴巴不久的COO关明生辗转于美国硅谷、中国香港，以及韩国，一路过关斩将，还关闭了几家阿里巴巴海外办事处―那都是创立一年有余的阿里巴巴“高调”的“早产儿”。这次，关明生再度充当“恶人”。
离春节还有三天的时候，马云匆匆离开杭州，离开阿里巴巴。这是一个反常。“这么多年我没有在年三十前提前离开公司”。以往，他基本上会在大年三十去公司看看员工，有时还跟他们一起吃年夜饭。这次，“要走很多路想一些问题”，包括卫哲的去留。
显然马云那时已经动了让卫哲离开的念头。马云启动调查后，卫哲表现得很配合，但马云对其判定为“Too Late”。“假如六个月以前，B2B管理层是像我今天这样处理事情（即成立特别小组秘密调查），他们今天就不是这样的结局;假如我今天看见了，我不这么处理，而像他们那样熟视无睹，六个月以后董事会应该把我开了，我应该引咎辞职。很简单，这就是游戏规则。”
但马云说他内心不能平静。“我们是人，不是神!那种感受就等于你把自己的手要切掉一个，你把自己兄弟要废掉一个。你知道他一定会站出承担责任，那么你能为他做什么?”
马云从未改口卫哲是一位好兄弟、一个好人（我们私下接触的其他阿里高管，基本证实了马云对卫哲的该评价）;而且，马云说自己“真的非常喜欢卫哲”。
生于1970年的卫哲，20岁刚出头就成为“中国证券之父”管金生的秘书。此后十余年间，从金融业到咨询业，再到跨国企业中国总裁，他一路顺风顺水：23岁成为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28岁成为东方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2000年出任百安居（中国区）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2002年6月，他成为百安居中国区总裁，而且是“最年轻的500强公司中国区总裁”。他还曾总结自己的职场经验，写过《金领》一书。
2006年11月，卫哲正式加盟阿里巴巴。整整一年后，其所掌管的阿里巴巴B2B于香港上市。
马云形容卫哲是“最勤奋、最努力的一个人”，“这四年里，他的痛苦超过了我们”。痛苦一则来自上市公司业绩的压力，一则是卫哲努力把自己改造成阿里人。马云对所谓“职业经理人”之嫌弃众所周知，他曾无数次声称要把“职业经理人”赶出阿里巴巴。“卫哲从前可是一个金领，还不是白领。”马云对卫哲的巨大努力表示理解。曾鸣说：“大概2009年上半年，卫哲对自己过去的转变，有过一个心态的总结，包括对自己原来写过的什么经理人的书，也有很多否定。其实，他早就没把自己当职业经理人了。”
但马云认为卫哲这次碰上了阿里巴巴的高压线。“这个一亮，谁都跑不掉的。当我发现公司内部的员工，对诚信问题的看法居然是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时候，那是大问题。假如B2B一万三千名员工中出现几个、十几个人有诚信问题，还正常，但涉及到将近100个销售人员，这就是系统问题，”马又重重补上一句，“是管理层的问题!”
春节期间，马云来到福建龙岩市上杭县的笔架山（因酷似毛泽东的卧姿而被当地人称为“毛公山”）。山脚下一座四合院式清朝祠堂，坐东朝西。这是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会址。那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克服红四军中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两天的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军事主义是KPI导向、业绩导向，业绩和政治思想是对立起来的，但是毛泽东把它们合起来。这就是当年红军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原因，它不是纯粹打仗的组织，而是一个完成政治任务的组织。”
走出古田遗址，马云自称：豁然开朗。
“业绩与价值观对立，这事儿不通。”
“做企业不能当侠客。我是公司文化和使命感最后一道关。作为大家信任的CEO，我要做的是捍卫这个公司的价值体系。如果你叫我一声‘大哥’我就可以不杀你，那以后，有多少兄弟叫我大哥?我不是大哥。”
马拒绝讲述他与卫哲如何就“辞职”之事第一次沟通的情景，只说：“这一个月的难过里，有28天是在考虑‘人’上。处理事情太容易了，处理人与人的沟通是最痛苦的。这一个月我痛苦、纠结，这是真话。”
春节后不久，2月19日晚，阿里巴巴召开董事会，关明生负责的“客户资质独立调查行动”向董事会汇报：2009年及2010年，分别有1219名及1107名阿里巴巴会员涉及诈骗全球买家，且有迹象表明，为了做出业绩，有员工默许甚至参与协助那些欺诈公司规避认证环节加入阿里巴巴这一平台。
报告结论出来后，上市公司COO李旭晖先站出来：我辞职。
卫哲紧接着：我负全责，我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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