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模式在网络口水前却步?

　　●伍皓:“我很惊奇，反对的声音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网络，是网络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

　　●网调团成员:此次调查“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只是这种形式还是值得探索的

　　面对网络上纷至沓来的质疑，昨日（22日）下午3时，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与网调团主任风之末端坐进了云南网的网上直播室。对于质疑多过褒赞的网络声音，这一次伍皓先前的自信有点退色，表现出了些许犹豫。

　　打开的窗是否要关？

　　还在前一天，伍皓向记者坚定地表示，类似于网友调查团的模式，“这扇窗一旦打开，就不打算再关上了”。按照这位新任新闻官原本的计划，此种形式本打算常态化。一日之隔，伍皓突然表现出了犹豫。

　　“现在看来，对于这种形式，我们还会充分考量。”伍皓的口气有几分失望，“我很惊奇，反对的声音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网络，是网络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是否要退回到传统的管理模式，我们打算进一步看看再定。”

　　或许是作为记者的思维方式还未来得及转变，伍皓在阅读朋友刚刚发来的一条短信后，依然坚持:“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是我们作为宣传工作者应该尽力去满足的。”

　　他对着镜头读出了此条短信:“网民们都是非理性的。你现在的处境如何，希望不是艰难。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的网民素质太低，他们只知道谩骂攻击，根本不知享有什么知情权。你没有提前做预案，太草率了。”

　　当然，昨日的在线答疑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记者在伍皓手边发现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云南网网友提问汇集（均来自直播网友提问征集）”，两张纸的“网友提问”被归纳分类，就像一份记者的采访提纲。

　　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尽管按照云南网的安排，参加在线答疑的网调团成员仅风之末端一位，但是多名成员还是不约而同地来到了现场，坐在直播厅旁的会议室内观看视频。

　　作为成员之一的温星表示，“我今天是来采访的，不是作为网友来的。”说完他拎起相机跑去直播厅门口拍照。作为《生活新报》一名社会新闻记者，温星在春节之后与边民、风之末端一同成为云南当地“网络文化协会”会员。而该协会的主办方正是云南省委宣传部。

　　“如果因为提取录像资料和见当事人普某两点未被满足，云南省委宣传部被网友批判为做秀，我觉得是它活该！”温星认为，这两点没有得到满足，很大程度影响到调查团能否给出结果。

　　“如果说这两点是法律规定难以满足的，那么请问，作为一名普通公民，随便进入看守所难道是合法的吗？”温星的质疑几乎点到了事件的“致命”之处。

　　还在加入“网络文化协会”之前，温星正在采访云南蒙自民警开枪杀人一事，作为经常在现场与警察打照面的社会新闻记者温星，他说:“从这一点上说，调查跟采访差不多，公安部门会给予适当的配合，但是一旦要深入时，他们便打起了马虎眼，也是因此，我们与真相之间始终有一堵墙。”

　　也基于此，温星认为，此次调查“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不可能因此对司法公正起到什么推动作用的，只是这种形式还是值得探索的。

　　云南官方在线回应网友质疑

　　这起发端于网络的超常事件，依然在用网络的逻辑进行，有交锋，有回应。大幕似乎已经准备拉下，只是等来了高潮，结尾仍然迟到。但这一切似乎已经并不重要了，身处漩涡中心的当事人已经开始盘点得失了。

　　越位与初衷

　　◎质疑:宣传部门是否越俎代庖？宣传部门又不是政法机关，承担办案、查案的职责，组成网友调查团，有越位之嫌疑。

　　◎回应:

　　伍皓:宣传部门的职责是不能让真相“躲猫猫”，要让真相“亮堂堂”。事件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以后，公众对这个事实真相渴求急迫，宣传部门有责任帮助公众了解真相，尽可能还原真相。我们不是受命而为，我们是积极主动。

　　不能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我们组织调查委员会的目的，不是代表司法部门查案、办案，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授权。我们的目的是从尊重网络民意，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这个角度协调司法部门，让整个社会公众、网民参与到案件的侦办过程中，进入到案发的现场，最接近地去了解真相。这是扩大网民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尝试，并没有取代司法部门的意思。

　　无力的报告与待解的真相

　　◎质疑:无力的调查报告像流水账，有失水准。

　　◎回应:

　　风之末端:为什么最后的报告没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这个我们内部也商讨了很久。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那些东西，也就是原始材料不足以给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一个结论，最后大家一致商定，还是把过程如实地记录下来。

　　如果委员的水平再高一点，也许还能进一步做一些事。但从整个过程来看，我们始终是一个观察者，或者说就像听政、观察，我们只是听了、看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不足以给我们一个结论，这是最大的遗憾。（记者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