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吓人了,这么小的女娃娃,哪个惹得起嘛。”他给自己两个儿子下命令,不要再跟何洪家的孩子一起玩。
血案发生前,老五整日带着弟弟妹妹满村转悠,他们看到李树就去摘果子,路过苞谷地就掰几根玉米棒子,邻居家的田地对他们来说更像是游乐场。
直到邻居找上门,张杏子终于发现了几个孩子干的“好事”。有人在屋外破口大骂,“一根苞谷吃不饱,一张贼皮背到老”,她在屋里默默流泪,摁住孩子,一句也不敢还口。
这个外地女人已经把诉求降到了很低很低,“只要娃娃不讨人嫌就好了”。邻居骂完,她哭着训斥孩子,不准他们再偷东西。
但小孩的举动已经在这个上千人的村落,传开了。
提起这家人,一名正在犁地的村民忍不住皱眉,“太没教养了,跟这些娃娃是讲不通道理的”。
村子有关于这家人的各种说法。有人说,何洪是“罪魁祸首”,“他一天到晚都喊那些娃儿去偷东西”;还有人神神秘秘地说,计生办的人曾经都给张杏子上了环,又被何洪取下来了;还有人怀疑,这家人不停生娃,就是无赖想靠政府养起,“一家人都莫出息”。
张杏子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老天的惩罚”。“丈夫最初为了补贴家用,连死人钱也赚”。方圆几里有人过世,都是他去给死者理发修面,家属要一把火烧了遗物,他却抢着拿回来,为的是给家里省几件家具。
“这不就是报应吗!”眼泪啪啪往下掉,她的喉咙快发不出声响了,这个矮小的女人说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只除了一件,“娃娃生多了”。
“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上初中的大女儿仿佛一夜间多了不少心事,可张杏子只是感觉“很久没和老大说说话了”。她太忙了,女儿的生日是很难想起的,如果记起就煮个鸡蛋。11个孩子的名字她也常常搞混,她说自己脑子“不好使”,家里捡的狗连名字也顾不上取。
她常安慰自己“大女儿最乖,没什么问题”,以至于冲突爆发的毫无预兆,一度让这个农村妇女“搞不清状况”。
那个下午,懂事温顺的大女儿像“吃了火药一样”,向张杏子噼里啪啦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女儿声音很大,眼泪唰唰地流。
“一个礼拜吃饭只有10块钱,我天天在学校饿着肚子看人家吃肉,你晓不晓得!”
“从小到大一件新衣裳都没得,天天脏兮兮的,没得朋友,老师还把弟弟的位置调到最后一排,我们一直被人家看不起!”
“你晓不晓得,你们生这么多娃儿,别人天天都在背后嘲笑我们!”
女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张杏子用手使劲儿摁住“疼得要裂开”的胸口,好像下一秒就没法呼吸,老大的话像刀子一样在割她,“我要出去打工了,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17岁的老大扭头走了,那是2013年。
家庭的伤口越撕越大。老四自从去年在职高被人捅伤后,一直在家休养。半年前,老四开刀后,为了止疼,何洪做主让医院给孩子打了过量的止痛针。
一回家,张杏子就发现儿子变了:脸肥了一圈,舌头总像被夹着,说话也不清晰了。更可怕的是,老四的脾气“变差了”。
夜里,动过刀的肠胃开始发疼,老四把木板搭成的床摇得丁零当啷,他怒吼几声,站起身,一把提起十一岁的妹妹,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狠狠地砸向地面。
张杏子劝不住,她的声音吼再高,也没人听她的。这个头发凌乱、眼睛布满血丝的母亲,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老五老六扑上来,和摔了老七的四哥扭打成一团。
她知道,“老四以前不是这样的”,虽然成绩差一点,但对弟弟妹妹却从来没有坏心眼。去年因为媒体报道,才让老四和辍学在家的老二有了去读职高的机会。
何洪当时特别兴奋,为了凑800元学费,他把几个兄弟家又跑了一遍,可脸上始终是笑着的。
在那之前,因为低保、户口、温饱,何洪常常“求人”,他从亲戚家求到镇上、县里,不断地作揖、下跪、磕头,还时不时写信打电话,他家里的电话薄堪比县镇机关部门办事通,从县领导一路到村支书,每个人的办公电话和私用手机,他都有。
每封写给政府的信的结尾,他都说,“希望这群无辜的孩子在党的阳光下能够生活、成长、成才”。
张杏子回忆,打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他的主业变成了“天天跑政府”,“除了求政府帮忙,我们还能做啥子?”
但在政府的眼里,这是“无赖”的表现。蓬南镇一位副镇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政府也相当头痛”。他说,何洪“很无赖”,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
靠这办法,何洪“求”来了头几个孩子的户口,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
可唯独他最关心的“孩子的出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何洪对最大的两个儿子有过很多设想,从考大学到开挖掘机再到学技术,他的中心思想是“赚钱”。所以,那个能送两个孩子去职校学技术的机会,他想都没想,一口便应了下来。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职高,两兄弟被学校的小混混盯上,收保护费不成,对方动了刀子,老四急眼了,扑上去抢刀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