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走
父子间三年没交流
初三快结束时,罗强跟父亲的隔阂越来越深,远在重庆打工的同学劝他去重庆打工。
于是,带着父亲给的考试费,罗强偷偷在宜宾北门汽车站买了车票。到重庆后,罗强给镇上一个亲戚打电话,让其给父母带个口信。“老头被气得火冒三丈,当场在电话里痛骂。”
65岁的老罗有着跟普通农民不一样的经历。“我十七岁就开始当记分员,不用干活,挣的工分跟别人一样多。”老罗对记者说,这样的经历让自己对文化特别看重。
因此,老罗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他把家里的旱地全部改种果树。“虽然更忙更累,但挣钱多点,好供娃娃读书。”
但儿子的辍学以及出走,打碎了老罗全部的希望。罗强回忆,自己远走重庆后,几乎每个月都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可是前三年,父亲从来没有给他回过信。忌惮于父亲的心结还没打开,整整三年,罗强不敢回家过年。
两三年后,罗强成为了理发师,开始自己独立开店,经济一步步殷实起来。
2008年,罗强从重庆返回宜宾,这一年春节,老罗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了五粮液:“不怕你们笑话,我在宜宾活了几十年,宜宾就产五粮液,但我真是第一次喝。”
之后,通过两年打拼,罗强在宜宾滨江路最好的地段买了房子,也买了车,并很快结婚。这让老罗十分满意,因为小时候学习上从来没拿过第一的儿子,这次给老罗家挣了个第一,“村子里第一个买车的农民家庭。”
随着罗强事业步步走高,不但在雅安、成都、宜宾等地经管着多个工地,还开了房产中介公司,父子俩多年的隔阂逐渐消散。
思归
根在那里,朋友在那里
但2015年,像20年前一样,罗家父子之间,又爆发一场大战。
2015年,罗强开始清理转手城市里的生意,并注册成立家庭农场,还加入水果专业合作社。他筹划着,带着妻女,离开城市,回到农村,重新当回一个农民。乡下的老罗得知儿子的想法,急了:“城市里生活得好好的,为啥子要回农村?而且还是回来种地?”
对于父亲的问题,罗强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年龄越大,越有漂泊感。”罗强告诉记者,现在人到中年,就愈发思乡,“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罗强说,记得以前老家是个院子,五六户人,吃饭时都把碗端到院子来,和睦得像一家人。“现在的城里,大门有保安、单元有门禁、房子大铁门,看起来高大上,但我不喜欢。”
罗强说,不仅他有这种想法,和他一起在城里打拼的发小们聚会时,也时常感叹:适应了城市20年,还是水土不服,“天生没有城市的基因”。
他提到自己几年前听到的一首《鹿港小镇》,觉得简直写到了心坎里:“归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另外,他丝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在宜宾的事业,也并非父亲和乡邻看到的那般表面风光。但凡此种种,老罗不理解:“想家了,随时可以回来;城里打拼辛苦,回来种地就不辛苦?”罗强没法解释,只能不说话。
归来
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罗母告诉记者,春节前,罗强处理完了城里的生意回到了老家,这彻底激怒了父亲,父子俩就此开始持续三个月的冷战。老罗先是不与儿子说话,后来还向派出所申请分户口单过,甚至一度威逼要断绝父子关系。
罗强试图跟父亲解释,他回乡做农民,并不是像父辈那样“刀耕火种”,他有着更大的盘算:先接手父亲的30多亩果园和苗圃,然后承包村里其他人的土地,争取在三年内把果园规模发展到300亩以上;兴建鱼塘活水养鱼,养跑山羊、跑山鸡,养糖蜂提取蜂蜜;再发展观光农业,并通过互联网把水果、蜂蜜等卖出去。
对于罗强的种种规划,老罗都摇头:“再怎么说得天花乱坠,说白了还是种地。”
另一方面,在回乡几个月里,罗强逐步发现,“农村也不是想象中的田园生活,更不是天堂。”首先,老家基础设施差,连接果园和大路的是一条机耕道,遇到下雨汽车根本无法行驶。他琢磨,就算自己把农业搬上了互联网,将来物流又怎么办?观光农业搞好了,就目前这个路,游客又怎么来?
此外,老家没有自来水和天然气,妻子和女儿回来后,一直跟他抱怨洗澡不方便。
而孩子,则是罗强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因素。他回忆,刚回农村时,女儿根本不愿在老家住,假装肚子痛,他只好半夜带着孩子返回城里。这也让他意识到,女儿这代人,“血液里已经有了城市的基因”。
孩子的教育问题让他更加为难。“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罗强说,开学后,他让爱人把孩子带回了城里读书。“不然,女儿的教育怎么办?”
罗强感觉有些进退不得,但他不想马上放弃,“还是再努力一把,如果发展好了,那个时候,老头也许就能理解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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