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女人和上海男人
若说位列中国男权思想最重的,东北应该脱不了三甲,而在上海正恰恰相反。
在东北,男人的分工是主掌家中挣钱大计,回到家则是甩手掌柜,几乎不用操心任何家事;而东北女人,则是毫无怨言地操持着家里各种细节,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做好贤妻良母。
这是我对“东北年”和“上海年”感受到的最大差异:在东北过年,厨房里忙碌的都是家里的女人们,男人们则在里屋吹水、打牌;而在上海,永远是男人们在厨房里钻进钻出,女主人们则都以丈夫的厨艺和勤奋为荣。
这次年夜饭我们是在先生奶奶家吃的。奶奶家一共有三个儿子,三位媳妇到了后,外套一脱便上了灶台——大媳妇(也是我婆婆)炒菜,二媳妇包饺子、生柴火,三媳妇切菜、打下手。
婆婆和婶婶们都疼惜我是新媳妇又是小辈,坚持不让帮忙。我猜自己一定是当晚整个镇上最清闲的媳妇了。
东北的年夜饭很丰盛,整桌都是需要费些功夫准备的硬菜。吃完菜上的饺子里还塞有硬币,吃到的则寓意来财源广进。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还有“送年”这一习俗。在年初二晚上,一家人又重聚一起“送年”,相同规格的菜肴,吃前也同样需要放鞭炮、敬神灵,差别只是“送年”的饺子里就没有钱币了。
看着东北家里女人们在灶台忙碌的身影,有时会觉得两地分别由男权主导以及女权主导的家庭运行惯例,或许是上海姑娘与东北小伙结合的一个隐患。“东北男人会不会打老婆啊?”“上海媳妇是不是很作、很强势?”在让亲友过份担忧的这一面上,我与先生简直势均力敌。
徘徊的年轻人
如果说东北经济衰退和人才外流在研究报告里是一组数字,那在春节的白山小镇,大规模年轻人的来去则绘制了一幅现实配图。
“过年了能看到年轻人真好啊!平时别说二三十岁的,连我这样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都没有。”镇上一间水果店的老板娘对我说。
跟着先生参加当地朋友的聚会,大部分我们的同龄人都在外地求学工作,近的在省会,远的在北京、上海、重庆、江苏……
“有谁还愿意来这里”,先生的一位高中同学在聚会上感慨到。
而令年轻人们更纠结的,则是乡愿和传统对异地奋斗的精神拉锯。
在春节里,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回家,仿佛还保留着前一个城市的惯性,未来得及褪下一身铠甲。然而征途尚未走远,城池已然失守,在饭桌上,他们依旧会被不同长辈催促着找对象、结婚、生娃。
处在那样时刻,会想不自觉替这些年轻人鸣不平。在大城市的残酷竞争,他们很难从父辈那里得到资源和支持,回到家,却依然要背负着父辈顽冥的期待与压力。
在城市里,成功的标准是一个人通过不断奋斗,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而回到家乡,成功的标准则突然变成了结婚的早晚、生育的多少、甚至是生男生女上。这不免令人想起奥尼尔的《天边外》,或走或留,都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痛苦。
今日晚上我也将回到上海,开始后半段“春节”,但对上海的“年”,我也同样爱恨交织。
上海没有那么多的传统,不需要在开饭前祭拜天地神灵;今年外环之内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马路上没那么吵、不会到处是红纸屑;上海的社交文化有礼而疏离,不会有那么多饭局,也不会在饭局上心生尴尬……但同样,上海的年味儿我早已说不出一二了。
自毕业后去了广东,春节就是父母飞来,一起在温暖的南方度假;后来去了北京,春节就是和他们找个目的地,一起接头玩几天。今年也一样,母亲已经订好和老友们南飞的行程,父亲也还有工作不能和我们团聚——对我的父母而言,春节早就不过是一年中的两个长假之一。
再回头来看“过年”这件事,它是所有一地社会文化的浓缩,或许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很难既亲密又自由,既团圆又潇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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