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身亡孕妇曾在医院生产 孩子去世获赔45万

　　1月11日，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一女子北医三院去世。中国科学院致函给北医三院，要求给出一个明确的、公平的、合理的解释，昨日医院又指杨女士的数十名家属聚集到产科病房，“大声辱骂，砸毁物品。”

　　今日，死者丈夫张先生终于对外发声。他对重案组37号探员表示，事实并非北医三院所称，家属并没有打砸医院，“我们不是医闹”，并已委托律师与医院交涉此事，这起医患纠纷最终仍被推上法律途径。

　　死者家属有话说 “我们不是医闹”

　　截至今晚，以“北医三院产妇事件”为名的微博话题目前已有近8200万的阅读量及4万多条讨论，一些“知情”网友称死者家属向医院索要千万元的天价赔偿，并率50人打砸北医三院妇产科，更有网友质疑死者丈夫逼迫患有高血压的妻子怀孕生子。

　　死者的丈夫张先生则不认为自己是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他想告诉网友他只是一个想要孩子的父亲，想保护妻子的丈夫，”家人确实因为妻子的死亡与医院的一些科室发生矛盾，但我们不是医闹”。

　　张先生回忆，1月11日妻子去世后，家人都忙着处理后事，岳母也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病倒了。

　　1月12日，岳母得知手术时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出来了，但并不知道在哪里，“爱人一直想当妈妈，岳母怕孩子死了被当作医疗废物处理，想把孩子找回来让爱人带着一起上路。”张先生说，因为找孩子的事情曾与医院的一些科室发生矛盾，最后北医三院医务处的人将孩子送到了他们手里。

　　昨日，北医三院医护人员公开表态，称1月13日张先生家数十名家属聚集并滞留北医三院产科病房，在病房喧哗辱骂、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一些医务人员因此受了外伤。

　　针对医院的说法，张先生表示当日纠纷源自在封存病案时发现妻子的一些病例缺失，此外妻子的死因一直没人告知，“问了几个大夫和护士都不知道，想找当时手术的大夫也找不到。”张先生说在病房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骂岳父“混蛋”，便一路追过去，后来该人跑到了会议室再也没有出来，“追他的目的只是想让他给父亲道歉。”

　　昨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关于网传“中科院理化所杨女士死亡”有关情况的说明称，经医院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委员会和多学科专家讨论，初步判断猝死原因为主动脉夹层破裂。

　　对于这场纠纷，张先生更愿意称它为一场误会，也正是这些误会，家属及医院双方都选择了报警。

　　今日，知情人士对重案组37号探员透露，事发时属地派出所民警出警赶到现场，防止发生进一步冲突。经过警方沟通，1月14日开始张先生家属离开产科病房，因为张先生岳母身体不适被安排在急诊科病房救治。

　　“当初放弃孩子，我们也很难受”

　　针对网上的众多传言，张先生进行了解释。他说，几年前妻子杨某也曾在北医三院生产，诞下一名早产儿，后孩子因病去世，医院赔偿45万元。张先生解释称，上一个孩子为试管婴儿，包括孩子生下后的治疗费用，全部加起来有20余万元，孩子因为呛奶呼吸停止没有觅食反应，成为脑瘫状态，“当时医院建议要不然把孩子放弃了，对于这个决定，我们也很难受。”张先生说，后来经过医务室调解，医院赔偿45万元。

　　张先生表示，针对这次的情况，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死亡原因，从妻子死亡到现在并没有向医院提出赔偿要求，“网上千万索赔的说法子虚乌有”，目前杨某的病案已经封存，后续将由律师进行处理，合理合法解决问题。

　　“公函只是两家单位的沟通方式”

　　此事件发酵的另一原因，是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给北医三院的那封“公函”。

　　昨晚20时许，中国医师协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心职工应与尊医守法并重》一文，针对此事表态，并提出了疑问。中国医师协会认为，一个单位关心自己的职工无可厚非，向医疗机构提出要求也是单位及家属的权利，但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在公函的问题上有多处值得向公众说明之处。

　　根据相关报道，今日上午，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相关领导对媒体称，单位发公函给医院并非如网上所说是给院方施压，而是希望医院尽快搞清楚死亡原因。

　　该领导表示，单位要求搞清楚真相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所里要对杨女士的家属进行抚恤安排，也需要医院搞清楚死因，遂决定给北医三院发一份公函。

　　据报道，1月14日，这份公函由所里一位处长亲自送到北医三院院长办公室，并给了家属一份复印件。上述领导表示，并不清楚这份公函是如何被泄露到网上去的，他认为这只是两家单位互相沟通的一种方式，放到网上并不妥当。

　　"医患矛盾源于过度的行政管制"

　　在场持续发酵的网络大战背后，貌似谁都没有胜利，这起医患纠纷最终仍被推上了法律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震表示，正常情况医疗事故的解决渠道是通过事故鉴定机构的认定，来划分责任，再找仲裁机构来协调和协商，如若不服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北医三院的这件事看起来是普通的医患纠纷，但由于中科院和中国医师协会先后发声，演变成了两个官办机构的”冲突“。

　　王震称，患者作为个体，对于医院有天然的恐惧感，由于医院背后有权力部门依靠，医疗事故仲裁方是卫生部门，打到法院上也涉及公权力。

　　“退一步说，患者有过错，蚂蚁对大象的斗争中，蚂蚁会相信大象会平等的对待他吗?”患者第一想法就是找到一个和医院有对等地位的单位进行事故交涉，找不到医院找医闹，因而发生了医患矛盾，其根源在于行政部门的过度管制带来的医生自由执业权的缺失.

　　他认为，该现象也凸显了官办体系下权利的傲慢，公立医院可通过改革，与权力部门脱钩，让医生成为自由职业。医院成为真正独立的主体，将医疗事故交由一个独立于医患之间的第三方机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