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新疆电话是齐金山的。”她把齐金山的身份及公安部门的追捕信息交给了新疆警方。
2011年3月的一天,新疆警方传给李桂英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个男子正在悠闲地跷着二郎腿吃饭。李桂英一眼认出了是自己追寻十三年的齐金山。
2011年3月,齐金山归案。
同样的方式,李桂英找到了齐海营的电话,将线索提供给了警方,2015年11月中旬,齐海营归案。
嫌犯改名后办了新身份证
齐海营的新名叫齐好记,户口本上有齐好记的照片,齐好记身穿灰色的西服,打着蓝色领带,头发梳得像个知识分子。
齐金山和齐海营被抓获的时候,姓名已经变成韩保成、齐好记。
李桂英说,她明白为什么这几个人这么多年没有追到了,他们拥有了新的身份。而她在追捕凶手的十几年中,却一直按照以前的信息打听,“到一个地方,拿着十几年前的照片,问着十几年前的名字。”
直到今年九月,李桂英才知道,齐海营在2011年3月9日,曾回到南顿镇派出所办过二代身份证。
李桂英查到了齐海营的户口信息,齐海营的新名叫齐好记,户口本上有齐好记的照片,齐好记身穿灰色的西服,打着蓝色领带,头发梳得像个知识分子。
新京报记者在李桂英提供的户口记录上看到,齐海营身份证办理时间是上午十一点,距离派出所下班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项城市公安局一位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推测齐海营是在2000年周口地区人口普查的时候更换了身份信息。”而当地派出所的户籍办理人员,“因为工作量大,没有注意到齐海营为在逃嫌疑犯。”
这位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警方要对齐海营身份信息修改一事进行彻查,谁修改的,严厉追查谁的责任。
但李桂英对“工作量大”这个说法并不满意。她质疑项城公安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便利。“1998年2月24日,你们公安局局长都对这五个人签发了逮捕申请书,齐海营是逃犯,应该是重点监控对象,怎么可能会因为工作量大而没有注意到,是不是齐海营在派出所有关系?”
在河南一家电视台播放的采访镜头中,项城市公安局信访室工作人员回应李桂英说:户口注销和抓人是两码事啊。你自己查查谁给提供的(身份信息修改)条件,这我查不了。
2011年,齐金山落网的时候,他已经化名韩保成,而齐金山还用一个叫吾买尔江的身份办理过一个手机号码,这个号码从2006年一直用到2011年。
关于齐金山吾买尔江的身份,新京报记者向新疆办案警方求证,没有得到回复。
而唯一在逃的嫌疑人齐阔军,在网上追逃系统中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其身份处于真空状态。项城市公安局回复新京报记者称,“这可能是因为基层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
为什么几名在逃嫌疑人,都要通过李桂英来提供线索,有的还是嫌疑人藏匿地警方配合才能抓捕归案,项城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张亚飞说:“我们承认,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是那么多年的案子,一些负责办案的老警察不在了,加上以前办案技术不行,才拖这么久。”
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知道
2001年,李桂英把家搬到了南顿镇,现在很少回村了。她怕孩子们被报复。在南顿的家里,养了一条大狗,门口还装了摄像头。
2000年,齐保山、齐学山,被项城人民法院分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15年,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齐金山死刑,后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5年7月,判处齐金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限制减刑。刚刚归案的齐海营已被批捕,现在只剩下齐阔军依然在逃。
17年,5个嫌疑人抓回了4个。李桂英认为,还是太慢了,对不起丈夫齐元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现在已经是十七年,还有最后一个没抓到。”
除了抓齐阔军,“下一步我会梳理这么多年来谁为五个嫌犯提供了逃跑便利。”李桂英说,“逃走的时候谁送的,藏谁家里了,身份证到底是谁修改的,还有公安局的人,为什么不主动抓人,不作为,凡是涉及的责任人,一个也不能跑!”
不出门追凶的时候,李桂英在家帮着大儿子看孙子,洗洗涮涮。李桂英说,自己的五个孩子也争气,四个考上了大学,其中三个学法律。大儿子周周说,母亲嘱咐过,“我为了给你爸爸报仇,踏破了公检法的门槛,多么不容易,你们要学法律,以后要替像我一样的人办点事儿。”
齐坡村村民齐学武(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李桂英不容易,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替丈夫抓凶手,还要带五个孩子,替死去的丈夫照料父母,在十里八村找不到这样的能人。现在日子过好了,抖了!”(河南话“抖了”就是牛了)。
李桂英的公公齐心堂80多岁了,他提起儿媳李桂英说,“没有她,我们这一家就完了。”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李桂英。
齐坡村有不少村民,提起李桂英,都说“不认识”,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说完不认识以后,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加了一句,“十几年过去了,齐保山、齐学山、齐金山也抓了,人家一家也挺惨的,还告个啥,搞的鸡犬不宁的。”
村民齐和平(化名)则认为,“那个妇女一直告状,告这个找那个,现在村里的人也不敢和她接触了,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对,两头得罪。”
李桂英说,她也知道自己在村里的情况,“肯定是赞我的恨我的都有。村里有五个嫌疑人的亲戚朋友,加上那些包庇嫌疑人的人,太多了。”
2001年,李桂英把家搬到了南顿镇,现在很少回村了。她怕孩子们被报复。在南顿的家里,养了一条大狗,门口还装了摄像头。
项城不少政府官员们也知道李桂英的事,对李桂英的看法不一。
项城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提到李桂英说,“你没发现吗?她都有点不正常了。”
李桂英的孩子也受到了压力。有一次,在机关工作的女儿回家告诉李桂英,“领导找我谈话了,说不要让你到处跑了,注意影响。”
李桂英火了,对女儿说:“告诉你们领导,他们管不了我。”
李桂英说,她并不在意外界对她的这些态度,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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