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廖崇舟已经离开手术台,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上班,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
妻子的惨死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难以愈合。他用手指着身体的部位对我说,“腹部、胸部、肘部都有刀伤,肉一块块被割下来,很惨。”
廖崇舟医学科班出身,经受过专业的解剖训练,工作七年也做过不少手术,但是现在他不敢再看伤口,甚至听到电视里描述刀伤也难以忍受,“就像蚂蚁在咬这里,”他指指胸口,“你知道人听到金属摩擦的反应,我就是那个状态,全身鸡皮疙瘩。”
事发后的两年,他把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和朋友接触,以躲避安慰和同情,“他们看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一年他老婆出事死了。”
“朋友会这么想吗?”我问。
“我觉得会。”
“那不是杀人的理由”
廖崇舟重新走出封闭是在王运生被判决之后。2014年4月1日,王运生被二审判处死刑,同月21日执行。
廖崇舟只在一审法庭上见过王运生一次,他当时愤怒得“想上去杀了他”。现在王运生已死,他说自己的恨也没有了意义,伤害最终留给了两个家庭。
王运生是衡南县栗江镇上伎村塘家组人, 5岁时,父亲因重病跳河自杀,之后母亲改嫁到上伎村。11岁时,母亲、姐姐和继父外出打工,独自留守。15岁初中毕业后,王运生也离开村庄。
王运生的老家,现已空无一人,门锁生了锈,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屋里陈旧的家具落满灰尘。
王运生的岳母郑啟红告诉我,王的妻子已经改嫁,两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广州,大的8岁,小的6岁。王运生的父母已在外打工十几年,很少回家,王运生出事后就再没回来过。
廖崇舟在报道里看到过王运生的家境,他感到同情,但同时强调那不是杀人的理由。“一旦这个人很穷,花了很多钱病没有治好,社会(舆论)就偏向他,(是)医生的责任,医院的责任。”
他希望大家意识到治疗不是一个买卖行为,不是说花了钱就一定可以治好,如果没有这个意识,杀医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
“告诉她,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他几乎把生活的全部寄托放在女儿丹丹(化名)身上,防止出现一丁点闪失。
在廖崇舟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一张丹丹手捧舞蹈证书的照片。我提起这件事,他的嘴角迅速上扬,又迅速下落,短暂得像经历了一次抽搐,紧接着说,“我并不是希望她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甚至不希望(舞蹈)成为她的一个特长,我希望她成为一个平淡的人。”
这种异乎寻常的教育观念实际上来自某种压力,廖崇舟向我解释,人越突出,经历的事情就越多,越平淡的人生风险就越低。“无形中,我感到很多人在对我说:‘你没把女儿带好。’”
更加难以弥补的是母爱的缺失。妻子出事时,丹丹才六岁,上小学一年级。三年来,丹丹一直以为母亲死于传染病,时不时还会提到母亲,回忆和母亲做过的事。
一次廖崇舟带着女儿去车站接从外地回来的姐姐,丹丹忽然就冲着姑姑喊“妈妈、妈妈”。一瞬间,廖崇舟身体震颤,心酸得难受,“她觉得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而我没有。”从那以后,女儿一直这么叫到现在,但是叫一次,廖崇舟心里就难受一次。
妻子死后,廖崇舟只要上班就会把妻子的QQ“挂”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偶尔,他还在妻子的空间里发布一些状态,有关女儿的成长和想对妻子说的话,QQ签名一直是“活着!”。
他希望能够重新走入生活但并非遗忘过往,他还留着妻子的照片和几件衣服。他想等女儿再大一点,问起他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拿出来,一样一样讲给女儿听,告诉她,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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