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女孩3年前曾目睹父亲杀兄
一个突发的变故,一次毫无征兆的犯罪,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戮就这样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但实际上,在生活中,这并不是个案。同样是在兴平,9岁的刘小花(化名)已经记不清父母的模样了,3年前,她亲眼目睹了父亲锤杀她的哥哥。而家在她的记忆里,只剩下那间已经坍塌的土屋,和土屋坍塌后父亲搭起来的帆布篷,以及篷布上那拳头大小的破洞。
“下雨的时候,那个破洞会漏水,弄湿过我的被子。”这是刘小花对案发前家中境况的唯一描述。尽管已经在救助站生活了两年多,但在这里,她一直少言寡语。
实际上,刘小花对自己原本的那个家并没有太多留恋,家人从她记事起做过最多的事就是打架,家人最后一次“打架”还把警察招来了。
那个刘小花早已记不清的日子,是在2012年10月19日,那天凌晨5时许,她被家里的异动惊醒。睁开眼便看到父亲用尼龙绳将哥哥绑在钢丝床上,后来,父亲手中的铁锤,朝着哥哥的脑袋挥了下去。原因是哥哥不务正业,回家只会要钱,父母不给,就动手打人。
哥哥的尸体很快被埋在了离家20多米的玉米地里。接下来几天,这个家一直笼罩在恐惧当中,刘小花不敢再跟父母说话,只是偶尔会看到他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10月23日,刘小花的父亲终于还是扛不住压力,向兴平市公安局自首。很快,大批警察来到了家中,刘小花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警察,尽管害怕,但她只是原地站着。她下意识地看了母亲一眼,发现母亲自警察进门起就一直把头压得很低。从刘小花的角度仰望上去,母亲额头上被哥哥用砖块砸伤的结痂清晰可见。
刘小花的父亲很快就被批捕,而她的母亲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被认定不能独自抚养子女。10月30日晚,几经周折后,刘小花和姐姐被民警送到了兴平市救助站。她说,自己当时已经隐约感觉到,那个帆布篷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实际上,在刘小花看来,救助站的生活,要远比在父母身边好太多,“至少这里没有人打架,我也不会觉得害怕。”她还是会时常回想起那个恐怖的黎明,只是已没有太多情绪上的波动,“他们都是坏人,我不会想念他们,我在这里很好。”
在救助站生活了一年后,刘小花的姐姐外出打工离开救助站之后就再无音讯。2014年5月6日,刘小花的母亲在家中去世,据说是活活饿死的。救助站得到消息的时候,她的遗体已被送到火葬场准备火化。救助站的几名负责人经过简单商议后,最终决定,带刘小花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然而,他们最终没能赶上。
现在刘小花已经9岁,在兴平市一所寄宿学校上小学,到现在也不知道母亲已去世。尽管在别人眼里,这个女孩是因家里的那场变故略显自闭,但她却从不避讳那个话题。或许,在她心里,曾经的那个“畸形”家庭,早已经与她无关了。
民间支持
儿童村服刑人员子女的港湾
刘小花现在唯一想念的,是陈阿姨,但她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也从未向任何人问起过。刘小花口中的陈阿姨是她刚来救助站时,负责照顾她起居的一名幼教,叫陈晨,一年前离职了。
救助站一名工作人员说,对于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像陈晨这样的“第一人”往往意义非凡,最容易被记住。这一说法也与杨彪的说法不谋而合。
杨彪是三原县东周儿童村的校长,自1996年儿童村建成以来,他与老校长郭建华一直致力于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工作。这是国内成立的首家专门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公益机构。自1996年至今,这里先后救助过380余名儿童,有的孩子在父母出狱后被接回家,但更多的在这长大成人,学得一技之长后走向社会。
在杨彪的记忆里,他对于“第一人”的感触缘起于1997年。那年春节前,儿童村接到一份来自陕西省第一监狱的申请,希望他们能够前往乾县某村,将一对兄弟接回儿童村照顾,申请人是这对兄弟的父亲刘某。杨彪赶到村子后,按照刘某提供的信息找到他家,那里早却已荒草丛生。那时,整个村子都充溢在春节前的喜庆气氛当中,杨彪找到当地村民打听兄弟俩的下落,被告知两个娃在外流浪多日,“不知道在哪里钻着,他爸不是好东西,在外面贩毒被逮了,那俩肯定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回吧,别找了。”
村民的话让杨彪感受到一种不公和歧视,他没有放弃寻找,最终在村上的一处草垛里把两个孩子刨了出来,眼前的景象也让他震惊了。
“我实在不敢想象,两个孩子是怎么活的。”杨彪说,那天,兄弟俩被找到时,正窝在草垛里发抖,身上穿着残破的单衣,身体已因饥饿严重浮肿。当时,弟弟的耳朵在流血,杨彪询问后才知道,那是被老鼠咬的,他们已虚弱到连反抗老鼠的力气也没有了。
“他们最初是被交由伯父抚养的,最终还是沦落到流浪的境地。”杨彪说,兄弟俩被接回儿童村后,他们如同其他受助孩子一样找到了港湾。“从那天起,在这里,他们会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
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由于市场原因,许多为儿童村提供捐赠的爱心企业纷纷倒闭,其中包括老校长郭建华办的企业。第二年,儿童村几乎面临“断奶”。自此,他们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为儿童村,也为孩子们。
2003年12月19日,陕西省委召开“关于加强和扶贫‘儿童村’建设的会议”,决定从2004年起,由省综合办、司法厅、民政厅以及三原县政府,每年为儿童村拨款共计15万元。而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每年约50万元开支的儿童村来讲,仍显单薄。
杨彪说,儿童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艰难维持的状态,而对于儿童村建设之初,他们规划中的那个蓝图,不管是对已故校长郭建华,还是现任校长杨彪来说,都已很久不提。
在未来能否有完善救助机制
早在2000年陷入窘境之前,东周儿童村便已经远近闻名,每年有不少慕名前来捐赠的爱心人士,它还有“中国第一村”的名号。
1995年8月10日,中国首家以刑满释放人员再教育为内容的“陕西省回归研究会”成立,原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赵伯森任会长,而郭建华在当时任副会长。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组织,研究内容从刑满释放人员再教育,后来逐渐延伸到服刑人员子女的安置问题。
研究会成立不到10个月,1996年5月26日,东周儿童村建成。此后,类似的民间公益机构在全国各地又先后成立了8家。
时隔近20年,研究会在创立之初的元老,有的已经离世,有的仍在这个领域奋战。已年过八旬的赵伯森患了脑梗,行动和语言受阻,但他对研究会以及东周儿童村仍然记忆深刻。
遗憾的是,研究会2012年已经注销,而在这之前,代会长张淑琴一直在试图通过民间力量影响有关部门,为这些特殊的孩子建立相关政策和较为完善的帮扶机制。这个曾在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和少管所任职的六旬女士,如今在北京太阳村担任教育咨询中心主任。
张淑琴说,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父母违法被羁押的,由相关的近亲负责抚养其子女,实在没有近亲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创办的社会福利机构进行抚养,但这些条文有先天缺陷。实际上,像刘小花那样因为彻底没有亲属抚养,在救助站长期生活的孩子少之又少。对很多在外流浪的服刑人员子女来说,救助站或福利院只是一个临时居所,如被确认仍有亲人在世,他们最终还是要被送回去。
张淑琴说,20多年来,通过民间组织的努力、媒体的报道,这些孩子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也被政府所关注,“2006年初,中央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把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但并没有做出具体要求。现在,对于这些孩子的援护工作,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民间力量。在未来,能否有一个更为完善的机制,我们不能停止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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