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村里觉得抬不起头
“在看守所,想通了一切。”敖辉说,在看守所感受最多的就是后悔。“不该为了钱、解决(家里的)困难,把学业和前程赌上去。我很糊涂,没权衡利弊,幼稚,侥幸。”
“我认真读过卧底记者的替考报道。”敖辉说,替考报道是真实客观的,没有虚构,报道会让“枪手”和替考组织有所止步,减少替考行为,“我受过高等教育,也想得通。”
敖辉说,他们这样的大学生“枪手”就是冲着一本去考的,对高考生尤其不公平,他们考上了就意味着有人因此被顶掉。“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很多寒门学子考上大学有多不容易。”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明白法律上对替考的规定,希望能明确,不然以后还有人钻空子。”敖辉还呼吁将替考罪列入刑法,对替考组织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能放掉落网之鱼,这样才能真正遏制替考。
敖辉回忆,走出看守所一瞬间,他望见远处的父亲,咬着牙没让打转的眼泪流下来。他得知了被学校开除学籍的消息。南都记者亦从该校证实这一处分决定。
“回到村里也觉得抬不起头,对不起父母。”敖辉说,获知开除学籍后觉得丢脸、前途茫然。他也注意到学校有诸如学霸榜样崩塌的议论,他不敢与任何同学去联系。所有的关心、惋惜似乎都在揭伤疤。
想找一份工作重新出发
从前放假回家总有人以敖辉为榜样上门讨教学习,如今父母悄然躲开。敖辉坦言,替考这件事不仅让自己受到惩罚,也让农民出身的父母受到了很多误解和委屈,他决心发愤图强回报父母。
敖辉的邻居也向南都记者感叹,“他就是一时糊涂啊,挺好的孩子,村里也都知道了,很同情他,希望他将来能好好的。”
“父母跟我说,农村人出来不容易,到哪都得踏踏实实,你还年轻,以后不管做啥不要侥幸,万万不能干违法的事。”作为独生子的敖辉说,父母想让他继续读书,但他不想再加重家里的负担,希望找一份工作。
说到工作,敖辉言语当中恢复自信,“我觉得自己有创造性,组织、策划、沟通能力强,适合做市场方面的工作。”敖辉希望得到社会的原谅,想找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最好离家近,方便照顾父母。从学徒做起也没问题,“我能吃苦。”
“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敖辉向南都记者坦言,他考虑过通过自考等方式拿到本科文凭,真心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重头再来,将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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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自己的错自己承担,受了惩罚想从头再来”
南都:做“枪手”有过挣扎吗?
敖辉:起初拒绝过很多次,但受到学长的蛊惑和反复诱导,说替考组织买通了一切,风险低,如果考上那笔钱够下学期学费和生活费,能为父母减轻负担。
南都:你怎么看待替考?
敖辉:我们做错了事,但我们也是受害者。替考本身破坏公平,考生不会主动找“枪手”,一般是家长主动为孩子找路子,如果没有家长的需求,也就不会有替考。找“枪手”的家长也应该承担责任和后果。
南都: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替考组织才能有效减少替考行为?有网友说要设立“替考罪”。
敖辉:我支持在刑法中设立“替考罪”。因为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罚替考组织,替考组织利益链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枪手”、伪造证件的、各环节的组织者还有被替考者的家长,都要明确怎么处罚。像我们大学生“枪手”被开除了,那毕业的呢?如果没明确规定,以后还是有人凭侥幸钻空子。
南都:你怎么看卧底记者的报道?
敖辉:说真心话,被关(看守所)的时候,反感过卧底记者和报道,但时间很短暂,毕竟我也接受过高等教育,自己的错自己承担,更多的是后悔。
南都:后悔什么?
敖辉:不该为了钱,为了解决(家庭的)困难,把学业和前途赌上去,而且很糊涂,没权衡利弊,幼稚,侥幸。
南都:家里人现在什么看法?
敖辉:受打击最大的是父母,村里本来大学生就少,当年高考我争了光,但现在一家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母亲身体不好,那阵子整天以泪洗面。
南都: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敖辉:事情已经出了,父母说我还年轻,说以后做什么都不能侥幸,更不能干违法的事。农村人出来不容易,要脚踏实地、不能拿前途去赌。父母希望我读书,但家里经济困难,我宁愿参加工作来减轻父母负担,再苦再累都不要紧。
南都:有信心吗?
敖辉:对,我做错了事受到了惩罚,但我想从头再来,我想自己爬起来,希望得到理解和帮助,我想找份工作,希望将来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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