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圈男孩”父母均患精神疾病 三女幼年夭折(图)

　　这一匪夷所思的举动，倒是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刘家并不缺钱。清丰县政府的情况通报明确提到，2013年以来，刘家先后三次得到征地补偿款近9万元，每月还能享受失地保障金250元。

　　几年前，刘省朝曾打过报告，申请公费改造刘振学家的危房，他自己不修，刘省朝实在看不下去了。最后没有被批准，就是因为村里，有经济上比他们穷困得多的。

　　但被曝光后，一切都特事特办起来。不仅政府掏钱给刘家修建成本超过八万的新房、平整院落，孩子的免费康复训练外，还每个月资助1000元用于他的抚养。

　　“事情发生后，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刘省朝说，但他也有困惑，“若是没曝光，我真的无能为力。他们家也不缺钱，我也不能把小孩放到自己家养啊。”

　　作家陈岚长期关注中国农村精神病人婚育的状况，她说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经济状况。

　　“当我到了小宇家中时，看到的一切都符合我之前的想象。这是一个因为精神疾病仍在坚持生育的典型家庭。”陈岚说。

　　2013年，陈岚所在的公益组织曾在河南平顶山地区救助过一批困境家庭的儿童，40例中有12例都是母亲患有精神病所生的孩子。

　　精神疾病家庭之间的联姻、精神病人的生育，似乎成了一种恶性的代际循环。

　　在李巧荣的家，当她的父亲李增先成功将三个女儿嫁出去之后，用得来的钱为自己的精神病儿子，李巧荣的哥哥，从山东买来一个女性精神病人。现在，每天，李巧荣的哥哥上街乞讨，这个女人就在垃圾堆上嬉笑着坐上一天。

　　4伦理困境

　　据估算，中国大约有1600万重度精神病患者，其中有超过300万适龄育龄女性。

　　现行的婚姻法禁止两类人结婚，一类是近亲，另一类则是“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后者通常包括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和重度精神疾病等。

　　实际情况是，在农村，精神病女子多数在没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嫁给或被卖给乡村底层或者同样是患有精神疾病的男性，没有任何节育地生下孩子，但是母亲和父亲往往都缺乏照顾孩子的能力。

　　近几年不少媒体的报道还指出，由于精神病患者家庭生育监管难度更大，部分地方出现不受控制，超生现象严重的情况，以至于有的地方人大代表甚至提议，应当禁止患遗传性精神病的双方结婚。

　　根据2015年起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不适格的监护人，可以由民政部门出面，起诉剥夺监护权。而这只是一种事后的保护。

　　陈岚倾向于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她曾提到一个救助的案例，一个精神病妈妈生了4个小孩，还在不停地生，他们后来给她做了节育手术。

　　不过，这种方式可能面临巨大的伦理争议。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精神卫生法研究者刘白驹就反对控制精神疾病患者的生育，他认为控制生育可能演变成“谁可以生，谁不可以生”，违背了人权。

　　“精神疾病和智力障碍，是有着遗传倾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耿彤说，但这项研究目前缺乏科学的具体数据，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同样可能生育健康的孩子。

　　“关键在于我们提出的节育，是可逆的。如果精神疾病患者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选择生育，自然应该保护他们的生育权。”陈岚补充了她的想法。

　　而悖论在于，可能并非所有精神疾病患者都能等到拥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国家卫计委2013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重性精神疾患管理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截至2013年3月，全国共有353.8万重性精神疾患得到管理。

　　在车子营村，村里人都知道李巧荣是个“疯子”，但她的病没有经过鉴定，也没得到过救治。村干部刘省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最近请了濮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濮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来给李巧荣做检查。南方周末记者给六院打电话得知，医生并未做专业检查，没法下结论，只看得出她智力低下。

　　“我去看过他了。”儿子被送到姑姑家之后，刘振学去看过一次。刘小宇抱着他的裤腿往上蹬，要和他一起走。

　　半个月的康复训练后，六岁半的刘小宇终于学会发出的第一个音，是“妈妈”。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刘小宇为化名。感谢小希望之家濮阳站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