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圈男孩”处于半野兽状态 家族四代患精神病

　　问：关于精神病人是否可以生育的问题，国外是什么样的声音?

　　陈岚：精神病女患者要不要绝育，一直都有争议。在西方是五五开，一部分人支持绝育，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剥夺精神病女患者的生育权，不能因为可能被遗传就剥夺了生育权。

　　世卫组织称中国儿童虐待情况很常见

　　问：我国目前的虐童事件是个什么情况?

　　陈岚：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小组对中国的虐童状况作了系统分析。

　　根据估算，中国有26.6%的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遭受过身体虐待，19.6%遭受过精神虐待，8.7%遭受过性虐待。

　　这些虐待行为将直接导致受虐儿童患上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且成年后倾向于表现出吸烟、酗酒、吸毒、自残等伤害身体的行为。

　　这些精神疾病和不健康行为，不仅毁掉了受虐者的日常生活，还进一步导致了慢性病风险增加、社会生产力降低、劳动力丧失等社会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仅2010年一年，对儿童身体虐待所导致的恶果，就令中国GDP损失了500亿美元，因童年情感和性虐待造成的损失，则分别为280亿美元和228亿美元。

　　世卫组织人员总结道，中国的儿童虐待情况很常见，许多受虐儿童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些对劳动力，生产效率，自杀率，人口数量都会产生影响。

　　而这些影响极有可能延续到他们的下一代。

　　国内受虐儿童救助缺乏聚焦 大多侧重助医

　　问：2013年7月，针对国内受虐儿童救助比较缺失的现状，你倡议成立小希望之家儿童公益组织，专门救助全国各地受到虐待的儿童。两年来介入了哪些事件，目前受虐儿童救助的现状和困难有哪些?

　　陈岚：我们介入了“饥饿宝宝”常笑、南京饿童姐妹、佛山指甲男孩吕宝、汕头被虐待钟宝、无锡被殴打琴琴、绵阳被虐待小燕等诸多个案救助。

　　受虐儿童救助的现状是国内民间儿童公益组织，大多侧重都在助医方面，主要解决治病款项的困难，对受虐儿童缺乏聚焦。

　　受虐儿童的救助涉及面很广，一个虐待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多重因素综合。比如家庭贫困、家长性格缺陷、精神疾病、文化风俗、社会风气等，不是单纯募钱就能解决。

　　受虐儿童有时候需要紧急的危机介入，需要快速反应。

　　目前我们全国各地有一千多名志愿者，并且有明确的分工，但虐待事件发生地非常分散，全国各地都可能发生，往往涉及偏远地区，这就需要志愿者力量很广泛。

　　虐待事件常发生在流动人群，流动性很大，难以持续跟进，顺利解决的话，更离不开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强力介入，也时常需要媒体的强力推动。

　　不能任由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婚配生育

　　问：你认为怎样才能避免虐童事件的发生呢?

　　陈岚：如果不能在源头上进行控制，任由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婚配生育，则这样的悲剧还是会不停上演。只有从源头上控制住，儿童精神病发作的几率才会降低。

　　地方行政单位加强职能管理，主要是对精神病人口的管理，国家福利应该把这类人群照顾起来，很多家庭把精神病女子嫁出去是为了减轻负担，因为留在家里养一辈子是拖累别人。

　　经过各路少年司法专家和儿童保护工作者近10年的努力，今年我国《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若干问题的司法意见》已经正式颁布。按照司法意见，对于不适格的监护人，可以由民政部门出面，起诉剥夺监护权，对于受虐儿童进行国家监护，兜底监护。

　　这样做的话，就从根子上把这事切断了，儿童会得到适当地照顾。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若干问题的司法意见》在基层的落实尤为重要

　　问：那么在你们的实际救助中，这个司法意见在地方基层的执行情况怎样?

　　陈岚：法律法规已经有了，就看如何执行和落实。如何完成儿童福利的保障、支持。如何建成和落实对困境儿童的福利支持，和法律保护。

　　但我们在基层的时候，发现政府部门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司法意见。有时我们在拯救儿童乞丐的时候，发觉派出所民警并不知道司法意见的规定，规定上说就算亲生儿童被父母带着出来乞讨，三次以上被查实，拒不悔改的，也要剥夺监护权。但因为有个鉴定过程，民警会说他们要关注的事件很多，刑事案件之类，而涉及儿童的事件一般都被排到最末尾。

　　其实我们每次大声呼喊的时候，都是认同儿童利益优先理念的传播，我们希望地方政府能更好的执行和落实司法意见。

　　小希望介入虐童案例经验：

　　案例一：2012年，河南南阳，轰动一时的“饥饿宝宝案”，4个多月大的婴儿被精神病母亲带着流浪街头，喝厕所水，孩子饿成了枯瘦的骨头。获得媒体解救后，因为母亲没有出路，娘家依然把孩子和她放在一起。两个孩子继续处于险境。小希望之家历经一年的救助，终于妥善将孩子与母亲隔离安置。如今母子都平安。

　　案例二：河南平顶山，路修平兄妹4人，被精神病母亲生在一个5平米大的垃圾洞里。当兄妹4人都被解救出来时，精神病母亲又被我们发现怀孕6个月了。如今最小的新出生的婴儿也得到了安置。母亲去做了节育。

　　案例三：黑龙江徐纯合案。人们瞩目于徐纯合被枪杀案时，很少有人疑问“母亲去哪了”他何以娶一个精神病女性为妻?三个无人照顾的幼童，最终长期沦为乞丐。社会福利支持呢?

　　案例四：四川德阳丁丁案。德阳一个行为偏执的70岁老头，捡了一个精神病走失的女子，关在家里强奸后生子。后来娘家人找到了女子，解救回去。但女子生下的孩子丁丁却被老头扣下不给女子的娘家。这个老头长期以检垃圾为生，带着孩子上街乞讨，只要钱，却不接受任何环境改善。连别人送去的食品都要放坏了才给孩子吃。被他强奸的精神少女后来因为肮脏污秽，患上了子宫癌。2岁的幼儿丁丁被迫跟着这个父亲，几乎不会说话。目前我们仍然在解救中。当地法院可能会近期立案。

　　案例五：深圳格格案。格格是一个7岁小女孩，被精神病母亲带着流浪在深圳龙华多年，母亲暴力，痛打孩子。小希望之家持续跟进了一年多，终于解救了孩子，并透过警方找到了格格的老家和父亲。孩子现在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一问父亲，也是买的精神病妻子，说最初精神病并不严重，后来生育后越来越严重，最后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虽然同在一个省份，格格就是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年，过着恐惧的生活。母亲现在在精神病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