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曾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小力胡同)。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作家肖复兴在《八大胡同捌章》一书中,为读者还原真实的八大胡同。
曾为八大胡同一等的胭脂胡同今日样貌
在清末民国初期,妓院规模档次分比较明确,当时北京有八大胡同,上海是长三堂子。
北京八大胡同真正形成规模、日益走向繁茂鼎盛,应该是从清咸丰中期开始,到光绪年间完成的。
这期间,妓院的规模与规矩都已经形成。当时政府许可存在四类妓院,被分门别类命名:
一类为头等妓院,原名叫“堂”,又叫“大地方”,“堂”的叫法,是从明代而来的古称。“清音小班”则是后来出现的南方班头等妓院的专称。
二类为二等妓院,原名叫“中地方”,后称“茶室”。
三类为三等妓院,称为“下处”。
四类为四等妓院,称为“小地方”。
这和当时上海对妓院的分类基本一致,只是叫法不同。
按照赛金花说法,上海的一等妓院叫“书寓”,“亊亊书寓”,那里的妓女必须要会唱“楼会”、“思凡”、“长亭”或“化蝶”之类的小曲;
二等妓院叫“长三”,“寓”,和一等妓院的“书寓”相比,少了一个“书”字,妓女不必唱小曲,但得加一个茶碗,要品茶的;
三等妓院叫“么二”,牌子挂“堂”;四等妓院叫“花烟馆”或“野鸡处”。
这很像给妓女和妓院定职称或级别似的。从政府角度,是为了便于管理和税收;从嫖客的角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腰包和身份,看人下菜碟;从妓女的角度,是她们的水平和价码。
当然,一等妓院的讲究最多。妓院大门一般由砖雕装饰,有匾额书写的店名,或在乳白色灯罩上用红漆写的店名(且都是当时社会名流的题字),门楣上挂有写着妓女花名的花牌。
没有电灯的时候门前有油灯或汽灯,都得是镂空的玻璃灯罩,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了电灯,一律换成了明晃晃的电灯。讲究的,门两旁还有对联镌刻在砖雕上面,更讲究的,门前还有牌坊。那劲头儿,一点儿不比大买卖人家差。
一等妓院里,每位妓女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房间摆设要讲究,最早的是红木中式传统老床,后来有了席梦思软床,金铜床架,雕镂挂络;还得有各种各样应时应令的摆设,成龙配套,和那些大家闺秀一样讲究;更讲究的,墙上还得挂有当时的名人字画(有的就是客人自己送上门来的),要的就是一个调情的氛围,而不是那种下等妓院里进屋脱裤子立等可取一般的快餐。
这里的每位妓女,都要有自己的一位跟妈儿,是专门伺候她们饮食起居的,像贴身保姆一样。那些跟妈儿,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有些便是以前的妓女,年龄大了,退居二线.
她们手脚麻利,而且熟悉妓院的规矩,善于察言观色,一般又有些徐娘半老的姿色。
这里的妓女当然就更需要姿色,还要粗通文墨,能够唱小曲,有的还会诗书琴画。这是妓院中的最高级别,相当于妓院里的博士后,下面的几等都无法和它同日而语。
但是,二等里面的“茶室”,我以为另当别论,茶室和茶室也不一样,有的只是一个小四合院,有的却气派得很,现在八大胡同里尚存的“茶室”,从外观上看,一点儿不比头等妓院差,依然很气派,而且都是一些洋味很足的建筑。所以,也不能仅从级别或职称去看人。
根据光绪年间的统计,八大胡同里一共有妓院373家,其中一等和二等妓院有178家,占了全数的近一半,这个比例相当不小。
八大胡同里的妓女数量在增多,且北来的南妓也在增多,无形中增添了八大胡同的色彩,加速了它的繁荣。
赛金花曾经说她自己是第一位来自南方的妓女,这样说其实并不确切。第一位来自南方的妓女叫素兰,湖北广陵人,戊戌变法之后来到北京,当时名噪一时,不少官宦子弟愿意去她那里捧场。
应该说素兰比赛金花早来了北京几年。但是,赛金花说“京里从前是没有南班子的,还算是由我开的头”,这话是对的,她开的金花班,确实是京城的第一家南方班。据说,她的南方班开张的时候,挂一块朱字铜牌,上刻有“南班·金花院”几个大字,插了满门的金花和彩球,从此,窟号销金,城开不夜,轰动当时的京城。
在这一点上,赛金花确实为八大胡同开一代风气之先,一时间,南朝金粉,飞鹭流莺一般,纷纷落户这里,和北地胭脂打擂。曾有一首竹枝词专门写这样的情景:彩烛光摇满脸红,胭脂北地古遗风,南朝金粉唯清淡,雅艳由来迥不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