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但是宋朝时整个社会对男色活动是一种抵制态度,就连政府也介入其中,对男风充斥的现象进行打击,官府更贴出“禁男淫文”之类的公告,用威胁和恐吓的语气宣称要对男妓采取措施,如“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说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恋者的阳具切掉,再把肛门堵上。
本文摘自《性的历程》一书,作者王威,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画像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
唐人对男风的态度,大抵是不提倡不支持不鼓励。
我们在前文说过汉代的宫廷已经出现女同性恋者,到了唐朝,由于国泰民安,宫女越进越多,据《新唐书·宦者上》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
如果按当时人口比例换算,则全中国平均每600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宫女。可见白居易所谓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并不是诗人的艺术夸张,反而是大大地低估了。
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除了清朝规定宫女一旦年满22岁即可出宫,准其择配之外,其他王朝都将宫女禁闭至老死。偶尔的例外无非是久旱不雨,皇帝才大发慈悲,将宫女放出以求得阴阳感应之效。
深锁深宫的寂寞愁苦,往往成为文人笔下动人的辞章。元稹的《行宫》中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诗则写道:“……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可是宫女的性寂寞与性苦闷又岂是诗词可以安抚的?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逃离这“见不得人的所在”。有一年正月望日,唐中宗和皇后微服出宫,随同出游的一批宫女便“皆淫奔而不返”。
但这种机会有如中奖,不可能人人都那么幸运,因此多数宫女只能在默默忍受的同时,寻找其他方面的慰藉,不是和太监结成“对食”或“菜户”,便是用手或工具进行自慰,而最普遍的还是发展成女同性恋者。古人称女同性恋为“磨镜”,并非是将阴户视为镜子,而是女同性恋者亲热时,身体相近似,彼此互为影像,有如镜中之人,相切相磋。或者一人女扮男装,在腰间系一假阳具和对方进行交合。
每个文明形态可以说都有从性放纵收紧为性禁锢的过程,而性禁锢到了极限,则道德规范因干预个人私生活空间太多,变成虚伪的教条,沦为摆设。这从世人对男风态度的演变也可管窥一斑。以华夏文明为例,进入宋朝,性禁锢风潮兴起,然而到了明末则出现一次强而有力的反弹。
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就文化成就而言,可以说把华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它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进入公共道德空间,成为法律之外的无形绳索,使得私人空间再无自由可言。因此明代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五代至北宋人陶谷撰著的《清异录》就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随着整个社会对男色活动的自觉抵制,政府也开始介入其中,对男风充斥的现象进行打击,陈师道写的《萍洲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显见从事男色活动是公认的非法行为了。
官府更贴出“禁男淫文”之类的公告,用威胁和恐吓的语气宣称要对男妓采取措施,如“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说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恋者的阳具切掉,再把肛门堵上。
不过山高皇帝远,京城法网严密,但其他地区的男色色情业放纵如旧,以至于周密在《癸辛杂识》感慨地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
相较于宋朝对同性恋者的管制,与之对峙的北方政权则相对宽纵,在某些时期,妃嫔与侍女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甚至是公开的。比如《金史·海陵纪》载:“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有胜哥者,阿里虎与之同卧起,如夫妇。”
宫中有一位厨娘三娘看不惯阿里虎的作风,向海陵帝告密。不料海陵帝自身就是一荒淫之主,哈哈一笑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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