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谁又知道,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平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平反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韦然(上官云珠之子)口述、李菁编辑整理,原题为《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画家徐唯辛所绘上官云珠画像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