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白领为给父母买房转做足浴技师:人生都毁了(图)

　　当社会在讨论“啃老族”的时候，一些人口中不屑，心头上却几多羡慕。对于“老啃族”们而言更是如此。

　　“啃老”、“自啃”或者“老啃”，这个并不严谨的分类，大致可以囊括工作着的年轻人。

　　“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建房之困

　　2014年1月5日，在广州工作的广西玉林人罗峰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向妻子“坦白一切”。

　　一个多星期前，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父亲说，想在村里建一栋楼房。在小山村里，他家还住着一幢时常漏水的泥砖瓦房。

　　人工由亲戚朋友赞助，剩下的费用，大约需要10余万元。罗峰有1个哥哥，2个姐姐，但他们都在乡下务农，日常还需罗峰接济，不可能凑多大份子。父亲的意思是，由罗峰负责10万元。

　　父母年迈，对这一要求，罗峰无法拒绝。他并不富裕，女儿刚出生，正是用钱时。将所有的存款搜罗起来，也不过区区数万元在手。罗峰答应父亲，将在2014年年底前拿出这笔钱。

　　他心里在打这样一番算盘：现在户头上有1万多元公积金，加上2014年全年的公积金，又有1万多元，自己月入在七八千元，明年的收入一分不花，算下来正好够数。但这意味着，明年全年的家庭开支，就都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在不发生大的变故的条件下，勉强能够承担。

　　只是，怎样向妻子开口，让他为难，彷徨多日未能启齿。

　　作为一个依靠读书从农村挣脱进入城市生活的“80后”，工作已经9年，他依然无法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城里人还是一个农村人？”这是一个百思无解的问题。户口放入了广州的人才市场，人在广州的企业上班，从城市人口的统计角度看，自己无疑是城市人口。然而身为第一代走出农村的家族成员，他的主要的亲属关系、亲缘环境都还稳稳地坐落在老家，“大家”仍在农村。农村对他的“索取”仍牢牢地将他锁住。

　　罗峰的境遇不是孤例，而是出自农村的“城一代”们面临的普遍困境。

　　何东光，广东河源连平县人，32岁，在东莞工作，两年前刚刚完成自己的“乡村建房大业”。2005年毕业后来到东莞，拿着六七千元的工资，住着最廉价的出租屋，吃着最便宜的快餐，5年间，存下来20万元，在家乡的小镇上建了一栋3层楼房，2011年落成。

　　这栋楼房，目前还在空置着，只有一楼的两间门面出租给别人做小生意。上面两层，只有一个在镇上读书的表妹在住。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在广州谋生，父母在村里务农，目前都不住这套房子。

　　这是一种宿命，何东光知道父母逐渐年老，必须为他们创造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有了这栋房子，一家人都踏实。因为建房，自己在城市的生活，相当于毕业六七年后才开始点滴构建。

　　负重的人生

　　刘小萍，江西吉安人，今年33岁，现在是东莞东城区一家沐足阁的技师。她大专学历，原本在东莞横沥镇的一家企业做文员，每月2000多元工资，自给自足之余，每年还能往家里寄几千元。

　　2008年，因为家里要建房子，主要支出由她负担，低微的月薪实在无法支持，她转行去沐足阁做技师。她能说会道，颇得顾客欣赏，每月收入能达到六七千元。有时能碰到大方的顾客，给不少小费，这种特别的月份加起来就有上万元。

　　房子在去年建起来了，但代价是刘小萍有了一双皮肤粗糙、关节肿大变形、明显老于年龄的手。

　　“干了这么多年，一方面已经难以适应另外一种生活，另一方面这一段履历一写，再想回到白领的行列基本已不可能。”刘小萍说，“但这一行现在也不行了，退一步讲，就算还能挣钱又能做多久呢？有什么前途呢？”

　　更大的困扰是，刘小萍的婚姻成了问题。尽管她的工作不包含任何不健康的内容，但别人看的时候还是戴着有色眼镜。她长相还算漂亮，有不少人喜欢她，和她约会，但从不会考虑跟她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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