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和受助人在医院门口合影
张志勇在云南当地为运送茶叶的马匹打针治病
张志勇在勐海县勐混镇曼扫小学为贫困孩子捐资助学
2002年,怀着对神秘西双版纳的憧憬,退役老兵张志勇开始了一次南国之旅,不料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目前,张志勇散尽积蓄生活艰难,被妻儿和朋友说成是“怪人”,可在云南山区,他又被称为“上海好人”,因为他在十年间资助了87名因贫困而濒临辍学的孩子。
抛家弃子,一连几年一人呆在西南边陲,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倾尽全力资助山区贫困师生,这种“独行侠式”的慈善方式让张志勇备受争议。有人说他是“傻子”,自己都养不活还要做慈善;有人说他是“活雷锋”,在他身上仍能看到上世纪50、60年代那些好人的影子。他说十一年行善让自己内心富足,只是很遗憾没有对自己家庭尽到责任。“如果人生能再来一次,我依然会走慈善这条道路,但会用另外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行善。”张志勇说,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自己为何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见不得别人受苦,这么多年来始终遵从自己的内心。
我有一个梦想,在勐海开一家孤儿院,再开一家养老院,把上海的老人接到云南养老,缓解上海的养老压力,再用赚到的钱收留当地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张志勇
十多年前他有车开公司,生活富足
云南游散尽旅费,回沪后卖车助学
初见张志勇,是在他徐汇区漕溪路上的小店里,眼前这个中年人戴着眼镜,中等身材,穿着简朴,说话轻声细语。这家小店如今是他生活的全部来源,卖的是普洱茶和其他云南特产,客户都是熟人介绍来的,收入并不稳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张志勇说,十多年前,他的生活比现在好得多。
从海军退役回沪后,他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因为表现良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在单位入党。2001年,他想换个工作环境于是辞职经商,和亲戚合开了一家公司。此时,张志勇已经拥有一辆沪牌私家车,在刚刚开始普及手机的年代,这算比较富足的标志。而之后的转变,则要从一部电视剧说起。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孽债》的主题曲,正是这部电视剧,唤起张志勇前往云南西双版纳看看的想法。2002 年,44岁的张志勇带着两万元现金踏上旅途,坐飞机抵达昆明后,他想去《孽债》中知青下乡的山区看看,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是看看,拍些贫困地区生活的照片,回去教育孩子要珍惜城市富足的生活。
在驶往西双版纳的长途车上,张志勇看到一个老奶奶背着个孩子,孩子穿得破破烂烂一路哭,张志勇问老人怎么回事,老人说是饿的,于是张志勇拿出一些点心给孩子吃,看到孩子的小脚丫冻得通红,就送给他们一些衣物。张志勇的善举让老人千恩万谢,也引起其他乘客的注意,纷纷和他攀谈了起来。
车上的乘客多是西双版纳本地人,开始还以为张志勇是外国人,得知他来自上海后,大家热情了不少,纷纷要当他的向导,司机甚至说要免费送他去目的地。后来他才知道,西双版纳曾来过许多上海知青,其中有不少人最后选择留下来,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而上海生产的商品也是畅销货,因此上海人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
张志勇说,自己想去偏远山区学校看看。碰巧在乘客中,正好有一位来自勐海县的小学老师,建议他去勐海县贫困山区的学校看看。于是勐海县成了张志勇的目的地,他当时没有想到,此行之后,他和勐海结下难解之缘。
“知道山区很穷,但没有想到那么穷,到了那里的第一感觉是震惊,然后就觉得非常揪心。”张志勇告诉记者,他来到的第一个学校是勐海县勐遮小学,那里的孩子大多是傣族和哈尼族,来自非常贫困的山区家庭。
当时张志勇在学校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蓬头垢面、面黄肌瘦,身上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一年四季的衣物从短袖到棉背心都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吃的伙食也很简单,有时连下饭的菜也没有。女孩子盖的棉被上都是破洞,一问才知因为用不起卫生巾,生理周期时只能用被子的棉絮来代替; 上课的教室是间昏暗的破屋子,似乎风一吹就会倒下。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教室中孩子朗朗的读书声依然响亮,艰难的现实与孩子们的天真的笑容形成强烈反差,深深刺痛了张志勇的内心。
老师告诉他,学校里最困难的孩子是一位盲人奶奶家的两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失去联系,双目失明的奶奶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张志勇当即给了孩子几百元,这是他云南之行的第一笔捐助,而老师告诉他,几百元相当于这个家庭一年的收入。
离开勐遮小学,张志勇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闭上眼睛全是孩子脏兮兮的小脸和天真无邪的眼神,于是他决定要为孩子们多做些事情。在之后的两个多月里,他走遍了当地十多所山区学校。每到一处,先是问有没有特别困难的学生,然后一人给几百元现金,或是直接送物资,包括衣服、棉被和文具。
“上海来了一个好心人,给孩子捐了许多东西。”这一消息很快在勐海县山区学校的校长间传开了。张志勇带来的2万元旅费很快就散尽了,无奈他只能回沪。回到上海后,他做了一件令家人目瞪口呆的事情,把才买了两年的私家车给卖了。
卖车后的张志勇带着3万元钱再赴西双版纳,过了两个月,他回到上海,把车牌也卖了,同样卖了3万元。带着这笔钱,他在之后的两年里几乎都是在云南度过的,和亲戚合作的生意,也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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