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绍贵是云南省凤庆县郭大寨乡藤蔑河村这个“麻风村”唯一的老师
学生只有3个,两男一女,都是小学二年级学生
彭绍贵是云南省凤庆县郭大寨乡藤蔑河村这个“麻风村”唯一的老师。学生只有3个,两男一女,都是小学二年级学生。
如今,在大山里坚守12年的他教了80多个麻风病人后代。他的学生中,有两名大学生和4名中专生。
“我们这一代已经毁掉了,我不能看着下一代也毁掉。”这名中年老师说。他每说几个字就要停顿一下,黝黑的脸憋得发红。而在课堂上,他讲话流利,没有一点磕巴。
这名小学老师37岁,是这个“麻风村”的第二代,他的学生是第三代。1953年,部分麻风病人被集中到崇山峻岭中“隔离”,并有专人在路口设卡,限制麻风病人出去。他的父母均是麻风病人。早在他7岁时,父亲的手掌就全部烂掉,只能爬着走。母亲的手掌也只剩大拇指,勉强能提东西。彭绍贵身体健康。
1999年春节,村里一名代课老师对彭绍贵说,他和另一个同事,都不想干了,问彭绍贵能不能到村里任教。
“你不干的话,这个学校就要关门。”代课老师对他说。当时学校有30多个学生。
没多久他就上岗了,成为村里的代课老师,月工资138.5元。此前打工3年间,他的月工资最高可拿到2000元。
“不是这个村的人,很难理解我当时的心理。”彭绍贵说。
和村里其他人一样,这名小学老师从小就背着“麻风病人”的重负。一次他和小伙伴沿着羊肠小道,偷偷跑到10多公里外的集市。卖东西的人不敢用手接他们递过去的钱,一边用镊子夹住,一边念叨:“麻风儿还出来祸害人”。
还有一次,他跑到乡政府所在地寄信。工作人员一看信封上的落款,大声叫嚷着赶他出去:“麻风儿,谁叫你来的?叫你们管理员来。”他哭着跑回家。一路上,树枝被他折得七零八落。
两次下山经历,都让彭绍贵感觉到“屈辱”。那时他常听岳飞、杨家将等故事。他暗暗发誓要当个英雄。
这种“屈辱”感一直延续到他成年。打工时,他身份证上印的住址是“康复社”。当别人问起康复社是什么地方时,他就扯开话题,不敢和对方对视。
当他选择当代课老师后,家里没人劝阻他。即便妻子也没抱怨几句。妻子是同村麻风病人后代,不识字,结婚之前,她只走出过村子一次,为自己置办嫁妆。就那一次,她也被人称为“麻风病人”。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这里的人就经过治疗,疾病得以控制。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彭绍贵的妻子说。她眼中的丈夫是一个“见过世面、有学问”的人,他的选择“自然有道理”。
上课之余,彭绍贵种核桃树、茶树,以填补生活。妻子偶尔埋怨一句,他笑着说:“等树长大了,日子就会好过。”
作为麻风病人的后代,彭绍贵深知上学艰难。直到1992年,村子才有了第一所小学。长期以来,学生不被允许参加小升初考试。
这名小学老师没上过学,很小的时候,当民间医生的父亲逼着他认字。放牛时,他常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后来,他拜在村里一人门下学习。 他白天放牛,捡一些干柴,晚上带到老师家,算是学费。老师就在油灯下支起黑板讲课。
课本是托人辗转带进村子的。《语文》课本有12册,《算术》及《数学》课本只有7册。和他一起拜师的还有几名同伴,晚上他们总是点着油灯,一字一句轮流抄写课本。2000年1月1日,这个村子才通电。
现在完全不一样。两年前竣工的小学校舍,是一栋淡粉色的两层楼,有4个教室。楼前是一块水泥地。彭绍贵向人要了一根10多米长的竹子,等竹子干了,他计划竖起来当旗杆。
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彭绍贵穿着一双满是灰尘的黑皮鞋走进教室。这节课是语文课。他要孩子们背诵课文。
两个孩子流利地背下来,他微笑着点头赞许。最后一个孩子背诵得有点磕磕巴巴,这名小学老师不再微笑,他站在讲桌前严肃地说:“好好读书,你们才能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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