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6月23日,星期四 我的左手臂上被虫子咬了三个包。爸爸觉得那是跳蚤咬的。我好奇罗老师和他家人怎么就不挨咬呢?我的左手臂完全肿起来了,肿得硬硬的。我有点害怕。罗老师和布夫里体老师也为我担心。我只有等它自己消退。事实上爸爸的腿上和身上也都被虫子咬了。 按计划我们今天下午去访问了一位奶奶。她住在另外一个村庄,走山路去那儿大约两个小时。老奶奶的儿子和媳妇因病很年轻就死了。她就接过了照顾变成孤儿的孙女孙子的责任。他们三个人很穷。这老奶奶过去连鞋子都没有。 我爸爸给老奶奶买了双鞋。我们还给她带去一些衣服,那是在上海一个旅行社工作的年轻人捐的。老奶奶住的房子很破,还与马同屋,屋里的光线全靠房顶上的一个裂缝中透射下来的微弱光束,不过罗老师说在黄红斌叔叔等西昌城里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老奶奶的生活正在得到改善,她每月都有大米和食用油。今天她脚上穿着雨鞋。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她的孙女和孙子到乡中心校住读了。 在过去几天里我常常听到罗老师提到黄红斌这个名字。罗老师告诉我们,黄红斌叔叔给了罗老师很多帮助:免费帮罗老师安装了太阳能电灯和充电器,筹钱为罗老师家屋顶盖了瓦片,还为罗老师买了一匹马,罗老师在运捐赠物品上山时这匹马就帮了大忙。黄红斌叔叔还为支教的李老师免费安了太阳能灯和充电器。黄红斌叔叔和其它爱心人士一起给山上一些学校的孩子们一直转送着来自全国各地人们捐赠的物品。 黄叔叔在西昌市内古老的大通门城门外拥有一个小小的个体电器维修部。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的山村,认识了罗老师、布夫里体老师和其它的人全因为黄叔叔。爸爸在网络上搜寻了很多地方之后发现了一些这里山村孩子和老人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拍得非常好,原来都是黄叔叔拍的。我后来知道,黄叔叔的许多照片在杂志上发表还获奖。我们来这儿之前,爸爸和黄叔叔素不相识。但是黄叔叔毫不犹豫地帮助我们。他说他除了喜欢登山和拍照没有其它嗜好。现在他又多了一项业余爱好 慈善公益。我发现他的生活很充实。 黄叔叔告诉过我们,上山以后我们可以选择住在任何一家人家,但是爸爸和我还是决定一个礼拜全部呆在罗老师家。爸爸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选择一个穷一点的人家。我很高兴我们现在的选择。跟山里很多人家相比,罗老师家是穷的。除了三张小小的床,家中没有象样的家具。四十岁的罗老师是个好人。他很腼腆温和,但是意志坚定。个头一般,力气很大。他可以背上很重的东西在山上走几个小时不喝一口水。外面捐赠的物品他最先接手,但是他从来都不占任何一点便宜给自己家里先留下好东西。黄叔叔告诉过我们,他曾经几次问罗老师需要什么,罗老师总说不需要什么。 罗老师的父亲60岁出头就死了。他说他很对不起父亲,心里很难过,因为父亲生了病而没能够救他。家里没有什么钱。父亲没有去医院,没有看医生,也没吃任何药。父亲走时没给家里留下什么田地和牲畜,而是把钱用在送孩子去读书。他坚定地相信接受教育可以改变家庭的命运。他给每个孩子起了汉名。给罗老师起的汉名叫罗文华。彝族的姓“布夫”就是汉名里的“罗”,“文”是有文化知识,“华”是光华和荣耀。 罗老师知识丰富,但是很谦卑。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老师的责任而不是挣更多的钱。他已经在这个学校教书22年,仍然是个“民办”老师,县教育局给他的工资是每月45元人民币,另外乡政府每年补给他1500元人民币,加起来一年2040元(值美元317块),非常微薄的收入。相比之下,刚分配来中心校的大学毕业生每月收入是2000多元。 有些朋友认为罗老师应该去找份别的工作,可以挣更多的钱。我爸爸问过他为什么不这么去做?他受过教育,完全可以在城市里找份好的工作,这样他的三个年幼的小孩可以有营养的食品吃了,他的39岁的漂亮的妻子可以买些好衣服和化妆品,她就不必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做着男人的活。罗老师说他曾经期待教育局会给他改变收入。他询问过,但是至今仍然还在等待回音。他怕要是自己辞去这个工作那29个孩子就没学上了。以前有过两位彝族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到来洛小学教书,但是他们只待了一年。这里的条件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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