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父亲称并不想翻案 希望勿发动舆论维权(图)

药家所在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

　　药家鑫走后两个月，药家鑫案重回舆论中心。

　　8月4日，药家鑫之父药庆卫诉受害者家属代理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张显“侵犯名誉权”一案正式立案，将于9月13日到庭交换证据。

　　有人说药家想翻案，有人叹息舆论绑架了司法。

　　2011年8月25日，陕西西安，药家鑫的家中，药庆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药家是一个普通家庭，他不知道一审法院为什么会发问卷，也不明白父亲见不到儿子，媒体却能得到药家鑫在看守所里唱歌的视频，但他不想翻案，只想平静的生活，并希望“药家鑫案”再不要发生，更不要把发动舆论当成一种维权模式。

　　“我究竟是穷人还是富人？好多人都来问过我。我跟他们说了：我就是个普通家庭。”

　　中国青年报：药家鑫案审判前后，有舆论说药家“家境富裕”、“背景特殊”。8月初，央视记者柴静在节目中提到您2003年的月收入是2100多元。但8月24日，张显在微博里质疑：“2010年12月15日，您的邻居兼同事张定亮接受《今日说法》采访说：‘家庭收入主要还是靠药庆卫。2006年他在退下来之前争取到了副师级的待遇，一次性拿到了将近30万元，每个月还有将近6000元的退休工资。’都是央视，原来还说现状，而现在柴静却说过去。前后怎么差别这么大？”

　　药庆卫：他们采访到张定亮，但张定亮并不熟悉我。我们八几年的时候在一块儿呆过，后来他病退到部队干休所了，我是属于转业走的。他说我“2006年退下来”，不是我的情况。我是2003年3月转业的，我可以给你看我的《转业证》，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哪年转业的就是哪年转业的。

　　张定亮说“2006年转业能拿30万”倒是对的，如果我是2006年走的话，就能拿30万，但我不是2006年（走的），我走得早。那会儿工资都不是很高，转业一次性给的（钱数）是按照当时的月工资乘以干了几年、合计多少个月，我那会儿一次性拿了19万多、不到20万元，他（说30万）这个数字是不对的。

　　那会儿转业的工资，确实是2100多块钱一个月，证件上写得很清楚，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中国青年报：您的代理律师兰和8月8日曾在微博里称，您家现在只靠您爱人一个月9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在柴静的节目里，也仅提到您在2003年时每个月有2100多元的收入，这令张显和不少网友质疑，上述言论是否在有意把您“包装”成穷人？

　　药庆卫：兰和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是“主要靠我爱人”。我爱人的退休工资确实是这么多，但我也有转业工资。

　　现在我的工资，经过每年的增资和近几年部队涨工资，每个月能拿5000多元了，加上我爱人的900多元，就是这些，我也都告诉央视了。转业以后，2004年、2005年增资了多少钱，证件上记得很清楚，后来因为中间涨工资比较乱，2006年到2010年就没记了，但这是有档案可查的，如果需要，可以到我的原单位查档。

　　我究竟是穷人还是富人？好多人都来问过我。我跟他们说了：我就是个普通家庭，不是说我穷得揭不开锅了，需要政府来给我低保的，不是这种情况；但也不是说我有多少存款。

　　对于质疑，我只能拿国家给我的东西来证明，现在我不管说啥，他（指张显――记者注）都是质疑的。按说这个东西本身，对案件不应该有影响的，如果非要质疑，我就给你拿出来，拿我的证件说明问题。

　　其实在一审的时候，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通过律师，让我去原单位开了说明材料，来说明我以前任过什么职、是个什么情况――包括我爱人退休前是什么岗位、什么情况，按说这个跟案子无关的，但既然法院要，我也回原单位开了，也都通过律师把材料递交给一审法院了。我不清楚这些材料（法院）是不是给张显看了，但我认为这些东西不是法院自己拿来、出于好奇看一看的。

　　中国青年报：在张显的微博中，还曾质疑您有四处房产。

　　药庆卫：我家只有这一处房子，一直住着。这个房子我给单位交了一部分钱，算我买的，但房产证还没拿到，目前也不知道怎么个落实法。

　　“四处房产”这个东西，我在那次跟张显见面的时候，就跟他讲要把这个澄清。那时候他跟我说，他家有亲戚就在房产局，当时保卫处有人也在跟前（能证明）的。我说“那最好，你去查清一下我哪里还有房产，你可以在微博上曝。你就说哪个小区、几栋、几号是我的。”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发问卷这点，我不可能事先（知道）的。如果有必要，这次打官司就可以请中院出来说明，谁征求过我的意见？谁通知过我？如果它（法院）当初问我的话，那我希望这个案子跟其他案子一样。”

　　中国青年报：“药家鑫案”的庭审过程大家都很关注，其中有一些不合常规的地方，比如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发问卷征求量刑意见，有人猜测是否这是您找人安排的。

　　药庆卫：我是从农村出来的，2003年转业以后跟政府、军队都没有关系了，我是东一家西一家（工作），如果说我安排，我的能量从哪里来？

　　发问卷这点，我不可能事先（知道）的。如果有必要，这次打官司就可以请中院（指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记者注）出来说明，谁征求过我的意见？谁通知过我？咋可能我让它做问卷它就做问卷呢。如果它（法院）当初问我的话，那我希望这个案子跟其他案子一样，没那么多（与众不同），用法律条款去衡量，该判啥样判啥样。

　　中国青年报：您去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质疑过，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药庆卫：我去质疑那个没有用。我一直是相信它的，至于他们怎么做，那是法院的事情。我去质疑“为什么评审”没有道理，我也找不到不能评审的依据。

　　中国青年报：您后来看见过问卷内容吗？有没有学生把它带出来？

　　药庆卫：我没见过，庭审我也没去。学生带出来应该是不会的吧，我估计他们（法院）会收（走）的。

　　中国青年报：公众的另一个疑惑是，一审法院给了张家25张旁听证，但给了大学生400张，比例非常不协调。

　　药庆卫：协调不协调只能问法院了，我也不知道它在弄啥。法院怎么安排，不可能来征求我的意见，以我的身份，怎么能主宰法院和政府呢？

　　张显在4月4日的微博里还说，“后来从省教委宣教科了解到参加旁听的4所大学是：西藏民族学院，陕西科技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音乐学院。我说原来不就仅仅安排音乐学院吗，工作人员告诉我：音乐学院采纳了药家鑫父母的意见，认为仅仅安排音乐学院不好。”

　　这些话我都手抄下来了，你可以看。其中那个告诉他音乐学院采纳了我们意见的“工作人员”是谁？请把他找出来，让这个“工作人员”站出来说明一下。跟张显打官司的时候，我会质疑他这个问题。如果我有那么大能量，为啥一审给我判死，二审也给我判死，如果我有那个能量咋可能是这个结果？

　　中国青年报：李玫瑾教授在电视上提到“钢琴杀人说”，也令人震惊，公众由此怀疑药家是否找了“代言人”。

　　药庆卫：李玫瑾的那个就更奇怪了。他（指张显）要是质疑我这个东西，那孔庆东教授说的有些话，我也觉得接受不了，那就是张显找了人吗？不能这么说。

　　药家鑫这个案子已经被媒体炒起来了，到底谁来评论，我阻止不了，你也阻止不了。李玫瑾教授、孔庆东教授要评论这个案子，不是我能左右的。全国评论这个案子的有名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意见，不是我选择性的让谁去评论，我没有那么大能量。你可以去采访李玫瑾，问她知道我是啥人吗？

　　舆论有那么多意见，很多都是对立的，不能说对你有利的就是“民意”，偏向我的就是“我找了人”，这说不通。

　　如果我有钱、有权到能去北京找专家评论，我会先去赔偿张妙的家属，设法取得他们的原谅。

　　中国青年报：公众对药家鑫在看守所里唱《传奇》的视频能流传出来也有疑问，从看守所里流传出嫌疑人的视频，这符合常理吗？

　　药庆卫：其实我更质疑这个问题。比这个视频更早的时候，我记得是去年11月28日以后，就有视频出来了，就是药家鑫说“农村人特别难缠”的那个视频。我看见了，但是当时是在刑侦阶段，都在保密，我的律师都不能单独见药家鑫的，最少要有两个警察陪着，只能问些“好不好”、“缺点啥东西”之类的问题，那个视频是怎么传出来的？为啥媒体在刑侦阶段能采访到药家鑫？谁批准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药家鑫做的事他必须承担，但我不希望这个事成为一种维权模式，不希望有别的父母再像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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