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4所被强拆的学校里小北漂的童年与书桌(图)

　　[导读]2011年秋季学期前夕，一纸《强制拆除告知书》，被送至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24所学校。两个月前，他们已相继收到关停通知。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共有3万多名学生。

2011年8月16日，一小女孩从海淀区东升乡后八家村的新希望实验学校前经过。――本报记者 郭杨 摄

　　2011年秋季学期前夕，一纸《强制拆除告知书》，被送至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24所学校。两个月前，他们已相继收到关停通知。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共有3万多名学生。

　　回乡就读，抑或是留在城里转到费用相对高昂的公办学校？成为那些在京城谋生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必须面对的抉择。

　　与此同时，在那些分布在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山区小学及教学点里，他们的同龄人和父母，也面临着同样艰难的抉择―花费更多的钱，翻过更多的山，去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就读，成为一名被“托管”的学生；或者是留在生源匮乏、师资力量薄弱的教学点。

　　2011年的暑期临近尾声，北京市各地中小学像往年一样，如期准备开学典礼。但这不包括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24所学校。两个月前，他们相继收到关停通知。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一共有3万多学生。

　　数据显示，目前，在北京有超过700万的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5.9%；其中，6-14岁学龄儿童88.8万人，外来学龄儿童占全市学龄儿童28%。

　　北京当地媒体报道，在这700万的外来人口中，有400万是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250万，主要分布在建筑、生活服务业等领域。

　　但我们更加愿意称他们为“外来务工人员”，或者“新北京人”。饶培秀就是其中一员。

　　回不去的乡村

　　天气预报说8月22日傍晚会有小雨，那天的中午显得格外闷热。饶培秀说，这是秋老虎，再过半个月就走了。

　　对于这样的“老虎”，她并不在意。这一天中午，饶培秀匆忙回到自己花400元租的临建房，换下一身脏衣，仔细地收拾了一下自己―在穿上黑色皮条的凉鞋以前，她还特意穿上了丝袜。

　　下午两点多，她叫上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向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实验小学走去。

　　和往常不一样，这一天下午回到学校上课的孩子并不多，但饶培秀在学校里却意外见到另外几名学生家长。其中，有一个她的熟人，叫王景枝。她们听说学校要关闭了，赶紧到这里来看看情况。

　　10天前，饶培秀顺道送孩子上学时，在校门口遇到东坝乡的保安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给饶培秀发了一张宣传单，上面大致写着她孩子就读的东坝实验小学即将关闭，建议家长将孩子送到公立的学校就读，传单末尾留下了联系人和公立学校地址。

　　但饶培秀并不愿意把孩子们送到那样的学校里去，第一是因为学校太远，孩子上学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她的三个孩子，都没有身份。

　　1997年，饶培秀和丈夫从老家河南信阳来到北京，在朝阳公园一带租好房子，干起了拾破烂的行当。她说，这就算安了家。

　　不久后，他们生下一个女儿，此后几年里，她又生了女儿，直到儿子老三出生。

　　“我们老家世世代代种地为生，观念很传统，如果家里生不出儿子，会遭人嫌弃，连打个架吵个嘴都没人帮忙。”饶培秀解释完后，叹了一口气，她说，如果知道这个世界的观念正在改变，那她也不会生那么多孩子。“所以，我后来就再也不愿意孩子回老家了，孩子回去，被绑在田里，永远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而另一个原因是，在她老家，几乎没有年轻人了。“我不放心把孩子给老人家带，一个疏忽，孩子可能就会出事。”

　　饶培秀说这话时，一旁的王景枝不住地点头。有一年夏天，王景枝曾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有一天他们在塘里玩，溺了水，幸亏三个女孩一个牵着一个将他们救上来。

　　王景枝在女人街从事保洁工作。这一天，她也换上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花白底连衣裙来学校，她害怕给孩子们丢脸。

　　就这样，这两位母亲就一直将孩子带在身边，上户口也就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2005年，他们听说有一位信阳老乡，办了一所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在东五环外的东坝乡，两家就举家迁到东坝乡，“只是出示了我们的身份证和暂住证明，杨校长就收下我们的孩子。”饶培秀说。

　　她们原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很长久……

　　强拆之前

　　8月20日，东坝乡实验小学校长杨勤收到一份《强制拆除告知书》，上面赫然指出实验小学擅自新建、扩建房屋，并称将于“2011年8月25日对你单位（个人）实施的违法建筑依法进行强制拆除”。告知书的落款，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

　　60多岁的杨勤只是在新闻里听说过强拆的事情，当告知书在他手里的时候，他说不出话，也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家长。

　　同时收到这份告知书的还有来自信阳的万天兵，东坝实验小学的创办人。尽管此前杨勤和万天兵就知道可能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今年7月27日，万天兵收到东坝乡的一份告知书，告知书责令他不要办学，否则就拆掉房子，“以违章或者违法的理由。”万天兵说，“我想他们如果有其他的理由，或许还可以，但是东坝乡这几百亩地，几万外来居民，以这种方式盖楼的多的是，应该不止我这一家违章啊。”万天兵坐在小学生教室的课桌前，左手的手臂上隐隐能看到一个褪了色的“忍”字文身，这个字见证了他在北京办学的十几年光阴。

　　来北京前，万天兵是一名民办教师。上世纪末，他离开老家来北京打工，却发现在北京的老乡特别多。慢慢地，他意识到老乡们的孩子都面临着上学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自己办学的念头。

　　“那个时期办学很简单，因为北京当时有很多外来人口，所以放宽了民间办学的门槛，只要你有场地，就可以办学。”万天兵说，当时他们的学校开在朝阳公园附近的辛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万天兵遇见了杨勤。

　　杨勤是山东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后在东北地区当老师，但杨勤并没有获得中级职称，上世纪末，他给接班人让位，养退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杨勤和老伴也产生了一个念头―自己办学，但是他的想法是先去学艺，有了经验再干。后来，他们俩遇见了万天兵，后者聘请他到学校当校长。

　　“这一路都很艰辛，最开始的一个学期只有百来号人，第二学期就到了五六百人，第三、第四学期，学生1600人。”杨勤说，等离开辛庄时，学校已发展到1760名学生的规模。“离开辛庄也是因为那个地方不让我们干了，让我们到更远的地方，所以从四环到了五环外，但那个时候，万天兵觉得我们办学办得很好，就不愿意放我们走了，再加上我老伴儿也是小学高级教师。”

　　他们到东坝时，是2003年，那一年，万天兵从东坝一个商人手里租下了6600平方米的地，租期十年。在租约中，甲方许可万天兵自主修建校舍。但万天兵后来才知道，那位商人也是从东坝当地的村里租来的地，是“二房东”。

　　“刚来时，这里的地都被挖过，到处都是渣石，我们一点一点捡掉，然后自己铺砖，一步一步才把学校盖成现在这个样子。”杨勤说。

　　令杨勤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2004年后，陆续从辛庄搬迁到东坝的就有500户人家。“他们以前都在我们学校上过学，觉得我们可以，所以他们也搬过来了，在东坝打工做生意，才有了现在的东坝乡这个规模。”

　　在这500户人家里，也包括了饶培秀和王景枝，现在，他们的5个孩子，都在这所学校读书。“有一次我女儿肠胃不好，女班主任给我电话，叫我马上过来，我到了下午才来，校长就批评我‘这是你的女儿吗？’在这以后，我就特别相信这里的老师和校长。”饶培秀说。

　　“前几年朝阳区的领导还跟我们说，叫我们加盖一间校舍，用来安置其他学校分流过来的孩子，现在校舍盖好了，却没有孩子来。”杨勤说，尽管如此，他觉得单从这个事来看，实验小学是得到区里认可的。”

　　这一切，都让万天兵和杨勤觉得这样的日子还会继续下去。

　　明天怎么办？

　　东坝乡面积24.6平方公里，下辖驹子房村、七棵树村等9个行政村，8个社区、居家委会，常住人口28373人，流动人口54324人。万天兵这所学校在东坝乡是人口最为密集的一个区域。

　　若不是这场风波，这所学校现在会有水电，并且正在办入学手续，再过几天，1200多个孩子的笑脸就会陆续地在这块操场上绽放。

　　但自从学校收到乡政府的通知不久，乡政府在8月初先后断了学校的电和水，但万天兵和杨勤还是决定提前到8月15日开学上课，杨勤担心万一学校没有了，他得先把孩子在新的学校耽误的课给补上。

　　但是，现在坐在教室里的孩子，只有400人。

　　万天兵说，保安在门口这么一闹，政府这么一搞，很多孩子就去了其他学校，还有一些被送回老家。剩下的这400人，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们在多次收到通知以后，还是来上课了。”杨勤说。

　　感动之余，让杨勤气愤的是，他的老师们竟然也收到了让他们另谋出路的短信。“我们的李艳秋老师，收到了来自新办的公立学校发来的短信，让她去那应聘主任。”杨勤说，几乎每个老师都收到了短信，“在我们这当老师的，可以到他们那里去当主任，在我们这当主任的，到他们那可以当校长，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的教学质量更高，那究竟是高在哪里？”作为一个60多岁的校长，杨勤说起这个的时候，竟然有些结巴。

　　在朝阳区，负责接纳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有星河双语学校、安民学校和博雅学校设置的8个校区。这些学校所收的学费为350元/学期，不过有学生家长说，实际上收的并不止这个数。

　　近年来一直在为农民工学校奔走的中国十大公益律师之一田坤，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新建的所谓公立学校，实际上都是以前因为没有生源而闲置下来的学校。“现在重新粉饰，就变成了让这些孩子分流的公立学校。”田坤说。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这些学校地理位置普遍都不好，并且荒废多年，周边治安环境也令人担忧。

　　在田坤眼里，这样的学校难有合理性，“学费是说收350元，但是加上校服费，80元的保险费，每天8元的午餐费，一下就多了好几百块钱，但是在这里，这些费用只有午餐费，并且只有4块钱一天，因为居住在这附近的人都是低收入者，他们去哪里挣这些钱给你学校！”

　　“但这不是关键，如果是公立学校的话，国家每年能给他们每个孩子补助1200元。”田坤说。

　　因此，田坤认为，北京要想此事平稳发展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学校买下来，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因市场而发展起来的，生源稳定，地里位置优越。“现在政府要去新的地方盖房子，学生还是这堆学生，老师还是这些老师，自己复制了一个学校，叫安民学校，这不是劳民伤财吗？你还要重新盖房子，重新维修，你不就是想从中得点什么吗？为了你们这些人的利益，这个乡几千个孩子的命运就被你改变了。”

　　像东坝实验小学这样的学校，在东坝有4所；在朝阳区，有9所；在大兴区有11所；在海淀区，有4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