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孕妇小偷团调查 几十名妇女靠不停怀孕作掩护

　　因情况特殊，在检察院和法院的配合下，这一次的起诉、审判速度比较快。孕妇们没有选择上诉，判决很快开始执行。2011年6月14日，杭州拱墅区法院对部分犯罪人员宣读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并决定立即协同拱墅公安分局的民警，陪同这些罪犯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当天，在民警和医生的看护下，她们踏上了回乡的火车。李小英等人因在怀孕期，被暂时予以监外执行。

　　踏上回乡归途的人中，有15名来自湖南道县，其中大多数来自道县新车乡。另5名来自四川、贵州、江西等地。道县，地处湘粤桂边界。从湖南的省会长沙到道县，要坐8个小时的火车;而从道县到新车乡，也要40分钟。

　　新车乡以种植水稻和卷烟为主，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500元。贫穷，荒芜，这些破落农村的代名词，都可以用在这里。有4名孕妇盗窃者的居住登记地在这里。

　　“李小英的房子早就不住人了，家里只有一个瘸子老父亲，80多岁了，借了人家的一间小房子住。她回来了，但房子都没有了，住到娘家去了。”新车乡八家村的村支书，姓朱，他领记者去看李小英的房子。这栋房子已倒塌一半，里外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

　　吴小玲家的房子更是完全坍塌了。朱支书回忆，吴小玲当初是跟着老公一起出去的，有好几年没有回来了，生了孩子也是打电话回来登记的。两个月以前，乡派出所让他去把她们认领回来时，他瞅了老半天，才把她认出来。

　　在八家村转一圈，随处可见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上头的门锁锈迹斑斑。它们的主人大多出外打工，几年未曾归来。

　　“穷，穷得很。”朱支书重复了很多遍这句话。

　　新车乡莫家湾村，情况看起来比八家村稍好，耸立的红砖房子更多一些。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卷烟，卷烟比水稻收入要好些。但年轻人也大多出外打工了。7月30日正好是新车乡赶集的日子，集市上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莫琳和莫小恬是从这里出去的。

　　说起莫琳，莫家湾村的妇女专干莫大姐摇摇头，“她有4个孩子，大的念小学了，只有一个男孩，五六岁，不会说话的。”为了给孩子治病，莫琳夫妇都出外打工，婆婆在家带孩子。莫琳家的房子，只有一间大平房，旁边搭起一个棚子做厨房。“他们带孩子到浙江看病，打一针就几百。没办法的。”

　　而莫小恬是2011年初才到杭州去的。在2011年3月9日下午的一次盗窃中，她负责望风。这次盗窃得手一只包，内有人民币3000元。莫小恬分到950元。这950元，付出的代价是半年的有期徒刑。“她以前是跟老公一起到广州搞建筑的，家境还可以。但婆婆前几年中风，瘫了，家里一下子负担就重了。”莫大姐说。

　　贫穷，如同巨石，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无论压在谁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重负。

　　孩子治病、老人生病、弟弟上学……这些，在审讯中，在法庭上，也是她们对自己行为给出的理由。

　　“她们说没办法，我说不是没办法，只是你们不做。偷东西，钱来得快，来得轻松，但是她们忽略了一点――这是犯罪。”姜大姐说。

　　“可怜?不可怜!”在杭州，与一位的士司机聊起这件事时，他声音突然提高，“我是坐过牢的人，比谁都清楚，有手有脚，为什么要偷!”在上世纪80年代严打时期，他曾因打架被判入狱4年。

　　“我问她们，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吧?她们说，也没多少，‘你看我这么穷’。”王旭红说。其实，偷来的东西往往贬值许多，而且她们都是三四个人一起犯罪，每个人也分不到多少，“看她们家乡的情况，就知道，偷窃并没有改变她们的生活。”

　　“一开始是震惊，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同情。”

　　“丢脸啊!”八家村的朱支书叹息。是他，去乡派出所把李小英、吴小玲、朱惠和朱小花领回八家村的。

　　“朱惠、朱小花不是我们村的，她们都是嫁出去的女儿啦。”朱支书对此耿耿于怀。谈起朱惠为人，他又叹着气说，“朱惠啊，是个老实的孩子。”当了30多年的村支书，村里的很多孩子都是他看着长大的。

　　“她们被送回来的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敢回家，都去娘家或亲戚家了。”新车乡驻八家村的干部说，“在农村，判刑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侮辱，是低人一等的。”直到两个月后的现在，她们大多还是寄住在娘家或亲戚家，即使在家里，偶尔出门也是躲躲闪闪的。

　　在新车乡，问起此事，人们都条件反射般地回答三个字“不晓得”，然后用奇怪的眼光瞅你一眼。据说，她们回来的当天，村里说过一阵，后来就沉默了，尤其不对外人说。

　　“乡亲们痛恨她们的行为，但对个人是关心、爱护的。”新车乡的乌乡长说，近期因湖南大旱，他天天下田帮农户引水，脸晒得红黑红黑的，“我们也是杭州警方通知，才知道这件事。一开始是震惊，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同情。”

　　孕妇们被送回来后，新车乡党委班子开会，最后从乡委班子和乡派出所抽调人员，组成帮扶小组，一个一个地落实了解情况，对一些确实困难的家庭发放了低保。乌乡长说：“有些人确实是家里有困难，值得同情，有些年龄还小，最小的才19岁，无知，贪玩。但孩子是无辜的，乡里还是会负责看护。”

　　“她们并非有组织的，有些人尝到甜头，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默契，认为这是生财之道。”姜卫平曾负责审讯这些孕妇，他说，“也有极个别，是丈夫看着别人赚钱容易，逼自己的老婆去做。不过有将近一半，丈夫不干活，或干些轻松的活，就靠这些孕妇盗窃维持家庭。”

　　但朱小花的男朋友劝阻过她的，她没有听;李小英的丈夫也曾骂妻子“蠢婆娘”，让她别干，她也没听。“城市的物质诱惑太大了，很难抵抗。”乌乡长摇摇头。

　　“她们文化不高，法制意识淡薄，就这样来到大城市，大城市与农村不一样，要生活下去不容易。”姜大姐说，“一开始的初衷可能是为了改变贫困状况，但时间长了，有些人的初衷也改变了，不仅是为了摆脱贫穷，而是好吃懒做。”

　　“外面的世界改变了她们。”姜大姐感叹道，她与她们相处了足足两个月，“这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多重因素。”

　　李小英、吴小玲等都拒绝了接受记者采访，帮忙联系的乌乡长转达了她们的话：“我们都已经认错了，不好再见人了。”她们希望回到平静的乡村生活，有些人向信用社贷了款，准备自己种些东西，她们对乡里的干部说：“还是家里好，晚上睡觉也踏实。”

　　她们回到了故乡，却回不到过去了。

　　现在，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她们要到乡派出所报到一次。一年之后，等待她们大多数人的，是回杭州服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过了哺乳期(产后12个月)后，孕期被判刑的妇女将被收监。

　　李小英曾对新车乡帮扶小组说，“该坐牢就坐牢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她今年26岁，孩子大的才7岁，小的3岁。

　　她们跌倒了，重重地跌在进城的路上。把她们绊倒的，是贫穷、是无知、是诱惑，是贪婪，是出身与梦想的巨大鸿沟。在全国，这样的故事仍在不断上演，南京、济南等地均见孕妇盗窃的报道。

　　2011年8月3日下午，中国社科院发布2011年城市蓝皮书报告，指出在中国的众多城市，流动人口的困境在加剧贫困发生，而贫困群体不仅经济贫困，知识素质也贫困，并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陷入贫困“世袭”。

　　而在道县，那些回到家中的怀孕妇女，有的即将回到城市服刑，有的正艰难地开始她们的生活。她们带着脱离贫困的梦想进入城市，却把自己怀孕的身体变成作案的道具，于她们，这是人生永难抹去的污点，而于这个正在经济上不断攀升，正为拥有更多繁华都市而自豪的社会来说，她们的罪恶，她们的不幸，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真实的印记和污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