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带着脱离贫困的梦想进入城市，却把自己怀孕的身体变成作案的道具。她们远离家乡，混迹城市，带着腹中的胎儿，或牵着手中的幼孩，曾偷过LV手袋、宝马钥匙、钻石项链，也曾偷过苹果平板、惠普电脑、智能手机……这些象征着城市财富的东西，从不曾真正为她们所拥有，只是从她们手中流过，留下的，是些微的金钱，以及重重的刑罚。
轰动全国的杭州“孕妇小偷团”刑罚落定，其间围绕法律和伦理的争论却没有平息。她们如何把人道关怀色彩的法律规定，变成自己作恶的“挡箭牌”?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她们，因何坠入这样的犯罪险境?本刊记者近日奔赴浙江杭州、湖南道州等地展开调查采访。
“怀孕盗窃”的生财之道
2010年4月12日，对26岁的李小英来说，本来是平常的一天：早晨10点左右，穿上时尚的衣服，背上大包，与姐妹们在三墩路的公车站集合，然后分路搭乘公车，前往杭州市内的各大型商场、超市，以及服装市场、数码广场。从外表看，她们跟城市里闲逛打发时间的怀孕妇女无异，不过她们看似轻松的闲逛，却有另外的目的――完成计划中的行窃。
她们一般三四个人搭档。在物品琳琅满目的超市里，她们有人挡住摄像头，有人望风，最后下手行窃的，则是肚子已经鼓起的孕妇，或抱着孩子处于哺乳期的妇女。在行窃得手后，她们把东西藏进大包，或干脆塞进婴儿的衣服中。而盗窃所得，通常是六四分成，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分六成，其他人分剩下的四成。
但这一天，她们的行动还没来得及开始，就遭遇了早已注意她们一段时间的警方。
当日，杭州拱墅公安分局出动300余警力，发动了杭州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功率最高”的一次抓捕行动。对象正是这些靠怀孕或者哺乳做掩护的行窃者。46名犯罪嫌疑人在这次抓捕中“落网”。据警方统计，有45名是女性，其中22名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还有1名男子，是在“娘子军”们背后专门负责收赃的。
警方显然已经忍耐了很久。为了对付这个行窃足迹遍及杭州大商场的“娘子军”盗窃团伙，杭州拱墅警方筹备了一个多月。从2010年3月8日成立专案组，至4月12日正式行动，经过事先的摸底、监控、部署，抓捕行动的成功，在预料之中。
然而李小英低估了这次行动对自己命运可能带来的逆转。虽然她也察觉抓捕行动突如其来，规模甚大，但根据过去两次被抓后的经验，她确信自己会很快被放出来。
李小英已经是杭州警局里的常客。因为盗窃，她曾于2009年的3月1日，和当年的5月15日，分别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行政拘留。但这两次时间在15日以内的拘留，均没有执行。只因为她当时正处于怀孕期。而她的姐妹吴小玲，在2007年7月25日，就因盗窃被行政拘留，而此后，她又曾被拘留3次。同样，因为怀孕或哺乳，每次在不到20个小时之内，她们就重获了自由。
经验使她们确信，“那条法律”是有用的。“那条法律”是指《刑诉法》60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
由于看守所一般不收孕妇，警方通常是拘留不执行或者教育释放。据杭州警方透露，一名叫朱青的女子，竟被警方抓过34次，但因作案时不是怀孕就是哺乳期，她没有一次被关押。
原本有人道关怀色彩的法律规定，在那些愿意冒着伤害身体的风险，而去盗窃“糊口”的底层女性中，竟成就了一条“怀孕盗窃”的另类生财之道。
这就连被偷的商户也都知道，遇到那些怀孕盗窃的妇女意味着什么。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的颐高数码广场，员工曾当场抓住偷窃的怀孕妇女，然而，“我们也不敢动她们，毕竟是真的孕妇，只能送到派出所。但她们也会很快被放出来”。
这家数码广场管理处的经理告诉记者，早在三四年前，这里已发生过孕妇盗窃案。而据资料显示，2006年起，在杭州当地就有孕妇偷窃被行政拘留的记录。
警方对此颇为无奈，“对着一个抱着新生婴儿的母亲进行审讯，我们很为难也很尴尬。”一位资深刑警告诉记者。而这些盗窃的孕妇，已总结出对付警方的一套，一旦被抓到，就躺到地上喊叫“肚子痛”，警方只能马上把她们送到医院。
手握法律的特殊保护，在与警方的博弈中，她们总是胜利者。然而。这一次，她们没有想到，警方开始“动真格”了。
“近两年此类案件上升，今年年初我们经过摸底，发现这是一个团伙，专以盗窃为生。这次是下定决心打击的，否则在杭州，聚集来参与盗窃的孕妇可能越来越多。”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姜卫平说。
在4月12日的抓捕行动中，始终陪伴在侧的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当日，22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被控制后，直接被送进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实行“监视居住”。
预料之外的审判结果
为了这群特殊的犯罪嫌疑人，杭州拱墅公安分局租下了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层病房，装上了安全窗和铁门，作为孕妇们的临时居住场所。
“以往她们闹闹情绪，装装肚子痛，很快就会被放出来。这次她们也故伎重演，但妇产科医生和护士很快就赶来了。”监视居住期间曾负责管理这批孕妇的姜大姐说。她是拱墅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
当过去哭闹、威胁的经验开始失效后，孕妇们慢慢意识到，这次与以往不一样了。在医院里，她们分住在8个病房，妇产科医生每天查房，并帮她们做了肝功能、B超等身体检查。虽然这些检查，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此前从来没有享受过，但对这些“特殊待遇”，她们还是表示了抗拒。
“有一间病房的6个孕妇，从进来的第二天就开始绝食。”姜大姐说，“她不吃不喝，你跟她们说话，她们也不理不睬。”姜大姐无计可施，只能坐在她们床沿，自个儿跟她们说话。“我说，你们不顾自己，也要顾一下肚子里的孩子呀。她们一开始也不理，但人总是有感情的，后来慢慢就吃饭了。”姜大姐面容友善，说话轻声轻语，并无一般人想象中警官的锐气。
在这22名妇女中，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只有19岁，平均年龄在20多岁。她们大多有两到三个孩子。很多人都是自然怀孕，然后在怀孕期或哺乳期进行盗窃。也有一些人，为了盗窃而不断怀孕、流产。据警方透露，其中一个孕妇，在10年内竟然怀孕8次。
“她们一开始可能是望风，后来就偷窃，慢慢地胆子就起来了。”拱墅公安分局的刑侦大队教导员王旭红说，“有一个孕妇，曾经在偷东西的时候被事主抓住，挨了打，回家后不久，就流产了。后来还继续怀孕，继续偷。”
“这种不断流产、怀孕，对身体损害很大，甚至危及生命。她们在这方面确实很无知。”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的裘主任说。在拱墅警方的安排下，她曾给孕妇们上了孕期保健的一课，“‘胎盘前置’这种术语她们不懂，我就给她们解释，说可能导致半夜睡觉大出血，会随时没命。她们有些人听了，就喊肚子痛，其实是害怕，不敢再听了。”
这次讲座之后，一直很抵触警方的孕妇们，态度有了些转变。有孕妇主动找王旭红，报出自己的真名。此前，她们一直使用假身份证、假名字，甚至不知道同伴的真名。警方为此费尽周折，专门奔赴她们的原籍地，带上照片请当地干部指认。据最后查明，她们中的有些人用过四五个名字。
李小英和她的姐妹们，几乎都来自农村，大多教育程度不高。22个妇女中，只有一个是高中毕业，其他都是小学毕业或文盲。在生活清苦的农村，她们与城市里备受呵护的孕妇不同，同样可能承担沉重的劳动。而到了陌生的城市，她们更没有任何依靠。
“她们对生活没要求，没文化，也没法制意识。”王旭红说，“她们从没做过什么身体检查，没去过大医院生产，一般都是找接生婆、去小诊所，或者到了临盆时就回老家。有两个孕妇告诉我，她们的小孩一生下来就有病。”
此后，拱墅公安分局还安排了两场讲课，对这些特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心理治疗和普法教育。孕妇们对王旭红和姜大姐的态度也渐渐软化。阳光好的时候，妇女会请姜大姐把婴儿抱出去晒晒太阳。“也有些男人来探望，在病房外徘徊。”姜大姐说。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审判结果陆续下来了。
刑期最重的李小英、吴小玲、朱惠等4人，获刑10年以上。她们平时是一起活动的姐妹，李小英曾参与盗窃14次，窃得财物可估部分价值人民币近11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1年零6个月，吴小玲被判11年，朱惠被判10年零6个月，3人均被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法庭上，听到宣判结果后，有孕妇在法庭仰头大哭。对李小英来说，即使预料到这次可能被判刑，但这个审判结果，还是比她预料的重得多。
而钟小成等12人，因盗窃数额巨大，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余9名被告人被判处6个月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
“她们既期待审判结果，又害怕有结果。”姜大姐说，“结果出来后，她们的情绪波动较大，不吃饭，一直哭。”
“看她们家乡的情况，就知道，偷窃并没有改变她们的生活。”
刑罚落下，也为她们的生命画下了一个分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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