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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个人悲剧:那些无处不在的都市忍者们(组图) |
| www.sinoca.com 2011-07-15 中国周刊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兑不平的账本
首先兑不平的，就是眼下每个月的那笔账。
刘洪涛是一家私募基金的副总裁。2000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安达信工作，月薪为税前3800元人民币，第二年被评为A级员工，月薪升至税后5000元人民币。而他所租住的一套位于团结湖的八十年代高层公寓，当时月租只需要500元。
十一年后，一名四大初级审计员的入门工资只比刘洪涛当年多了一千多块，团结湖一带类似的房子，租金却已涨至三四千元。四大多选址于城市寸土寸金之地，单独租住在公司附近上下班，成为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而对于因为加班披星戴月的四大夜归人，又无疑是最大的诱惑。
底薪当然不是四大人收入的全部，由于经常加班，加班费成为四大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收入，甚至成为某些员工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笔占据总收入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强的收入，却时时面临被打折的危险。
“实际加班了20个小时，经理会从上面控制成本的需求适当打折，情况好打个8折，不好打个5折，总之填上一个合适的数。”除了受限于公司控制成本的客观条件，人为因素也直接影响加班费的多寡：“比如香港经理是没有加班概念的，觉得加班很正常、是义务，发放加班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位四大员工向记者透露。
令四大人情何以堪的，还有公司其他的“发明创造”。2008年8月，德勤第一个取消了加班费。随即，其他事务所也相继出台了旨在控制成本的“被休假”政策：例如毕马威的“弹性工作制”（PPL），公司“建议”员工一年休假20天，期间公司除了交纳员工的五险一金，支付给大部分员工的月工资大约只有1000多块钱。“全公司上下都非常反感PPL，”一位毕马威员工告诉记者，“许多同事因为手头的工作堆积如山，不得不在休假期间主动来公司加班，把工作做完”。尽管毕马威在2010年为“被休假”员工补发了一部分加班费，但金融危机的震后余伤使得员工们不再具有安全感。“那几年，找工作的，不是大四的，就是四大的。”他说。
“还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吧，因此和我同一拨的，有几个人回到家乡所在的二线城市，当公务员去了”，一位2009年进入四大的员工告诉记者，言下多怅然。
越来越多的四大人意识到，“工作是自己的，身体也是自己的，而公司是别人的。”更多的人选择跳槽国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尽管最初他们的想法也许并非如此。现实照进年少的梦想，自我实现以外，还有许多牵绊。
几乎每天，在北京的财富中心、东方广场，上海的外滩中心、恒隆广场，在四大汇集的写字楼内，夜深后，总能看到加班的灯光。活在“寒潭”的四大人，仍如雕塑般，守在电脑前，丢弃在身后的，是八个小时的睡眠、父母双亲、丈夫、妻子、孩子，是健康、是感情，是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的生活。
没有好工作，住在地下室，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一个真正的计划。
研究生毕业两年的王倩似乎应该“逃离北上广”，可她从来没想过离开。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很长一段时间，王倩不把居住的半地下室称之为“家”，她把那里称之为“我住的地方”。
简单的休整是为了“每天出去打仗”。对手是谁？“北京700万外来人口都是我的对手。”王倩说，看似更多的工作机会，除以人口基数，落到自己身上的，没几个。
好工作是什么
2009年7月，王倩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从北京师范大学顺利毕业。和很多高校毕业生一样，毕业意味着“归零”。身上的名校光环、接触的名师和高端论坛、憧憬中的美好未来，全都消失不见了。2009年，北京地区有20.4万高校毕业生，2010年北京高校及科研院所毕业生达21.9万人，2011年高校毕业生21万，其中，研究生7万。像王倩一样，大部分毕业生都不愿离开北京。
“我不知道文科生能做什么。厨师会炒菜、医生会治病、工科生会编程。我呢？ 没有一技之长。”
尽管读了七年的传媒，王倩没有选择纸媒、电视行业或者影视公司。她的理由是：电视编导需要常年熬夜剪片子，而对一个女人来说“十二点不睡就是不要脸，凌晨三点不睡就是不要命”；影视公司跟剧组太过漂泊和不稳定；纸媒需要有相关的实习经验。在她与工作的彼此选择中，机会渐行渐远。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阳光卫视”的品牌推广。“这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平台。”由于没有经验，王倩在部门内做“小妹”，打杂。七个月后，公司裁员，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裁员名单中。
回忆起裁员，王倩觉得像是老天的一次捉弄。“房东和老板像是商量好了，同一天，房东通知我，女儿要用房结婚，请你们离开。”那天，她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慌张。
几天后，她搬到现在租住的半地下室。三室一厅，有厨房和独立卫生间。王倩和另外两位同学分摊房租。她住的朝南的房间，月租950元。同住的同学形容这里是“地下行宫”。跟地上的房子相比，这个房子的性价比太高了，除了寒冷和潮湿。
停暖后的3月15日到4月15日，是这所房子最寒冷的日子。寒入骨髓的一晚，王倩为了完成公司的任务，在凌晨两点还在做PPT。窗户糊上了，门关得紧紧的。王倩穿了三条保暖裤、三层袜子，穿着棉拖鞋、戴着手套，敲击着键盘。每敲一下，都伴随着身体的颤抖。为了节省，她没有买电暖气和空调。
被裁员后，王倩通过朋友介绍，临时在一个小公司工作。月薪1500元，没有保险金，每天饭补4元。公司做什么？“如果哪个乡哪个村想开一个纪念馆，可以找我们。”
让她受不了的是公司把加班当成理所应当，并没有加班费。让她更为吃惊的是，所有的员工都积极主动地去加班。
找到稍微好些的工作，王倩就离开了小公司。现在在一家出版社，薪水2500元，扣除保险后，拿到手2000元，交房租和吃饭，只能月光。王倩总结这三份工作的共同点：都不是想要的工作；薪水都不高、都是宣传类职位；全是从打杂的“小妹”做起。
王倩不怕做“小妹”，只要是她喜欢做的工作。可她认为的好工作是什么呢？她一再提到龙应台对儿子安德烈说过的一段话：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
至于具体的好工作是什么，她还不知道。想象中，那个好工作应该在一个大的平台上。而这个平台为何接纳她？她还没有好的办法。似乎学跳舞和学日语也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积累。
诱惑
王倩的业余生活安排得很满。每周一三五的晚上跳爵士舞，免费的。周六学日语，还不定期地参加日本文化交流中心的活动，观看免费电影。日语班是王倩毕业之前报的，要是现在，她肯定是拿不出那笔学费。
业余生活让她很开心，很舒展。只有在北京，她才“终于活了”。
来北京读研之前，王倩认为自己是一个活在瓶子里的人。高考复读的经历让她的大学四年一直在辽宁大学的自习室里度过。她不断地用学习成绩来证明自己，她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就是寒冷，每个冬天她的脚跟都会被冻裂。四年里，她没有谈过恋爱。
本科四年，王倩每个学期都能得到一等奖学金。她参加了北师大的研究生保送考试，带着荣耀来到了北京。
“本来是准备夹个本儿在北师大自习室继续过三年的。”王倩发现，北京的学校和辽大完全不一样。“啊，原来北京是这样的啊！”她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原来，学校的电梯是所有人都随便坐的啊。而辽大的教学楼有九层高，电梯只给领导坐。她看到了北京的温和与平等。
“北京能看到大使，别的地方能吗？”中美电影活动周，王倩在学院里帮忙，她见到了美国大使。这让她看到北京的平台有多大。
她开始注重自己的打扮了，尽管不买名牌，但她把自己装扮得更为得体。而在辽大时，她可以好多天都穿同一件衣服。在辽大，她是一个四年说话不超过500句的人。到了北京，所有同学都认为她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儿。
毕业，巨大的落差。现在的工作，薪水低不论，每天工作的内容都“没有意义”。王倩承认自己没有尽百分百的努力，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在消耗。所以，她要找一个更大的平台。她要工作、生活在北京，分享这里的资源。
没有工作、无家可归的时候，都已经度过。王倩不忌讳对自己用“惨”这个字。但是，她说，“在北京受苦也是一种滋养。”她期望有一天，可以做领导，指挥别人做事。可以随便地出国，可以度假，不受约束，很自由。不过她也承认，“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
“这种诱惑也许是一根吊在驴子前面、诱使它不断前行的胡萝卜。”王倩说。诱惑在前，想退回，越来越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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