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背后的艾滋病感染者
学心理学的李军说,他接触的很多HIV感染者,听到“2012”都会异常兴奋,觉得如果地球毁灭,他们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晚上8点整,手机闹铃突兀地打破了四周的寂静。像是下意识的反应,胡泽涛打开药盒,取出几颗五颜六色的药片,服了下去。白色药盒上,写着“坚持就是胜利”。每12个小时吃一次药,这一连串的动作,13岁的胡泽涛已经坚持了6年。
和很多同龄的孩子一样,胡泽涛爱看动画片,爱听鬼故事,爱上QQ聊天,无聊时会给同学打骚扰电话。他最得意的,是在2010年参加了公益纪录片《在一起》的拍摄。 该片记录了电影《魔术外传》拍摄期间剧组通过网络聊天、全国寻访、征集选定艾滋病毒感染者参与拍摄的过程,入围第61届柏林电影节。
片中,胡泽涛有这样的镜头:
黄沙漫漫的塬上,一个穿校服、戴红领巾的男孩背着大大的书包渐行渐远。突然,孱弱的背影抽搐了一下,踉跄了几步,弯腰,倒地,扭曲成一团。十几分钟后,仍是这个穿校服的男孩,在导演的安排下,需要演一场哭戏。此刻的空气凝固下来,男孩的哀嚎声在山谷里回荡。镜头挪开了,哭声仍在继续,男孩一脸悲戚⋯⋯
“涛涛哪里是演戏,这分明是他的生活,他的宣泄。”看过片子,了解胡泽涛的人叹息着。
“他们一家人和我分碗筷”
从出生那天起,悲凉注定成了胡泽涛生命的底色。
“我4岁那年,我妈死了。”孩子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哀伤,他甚至根本记不清母亲的样子。
7岁时,胡泽涛像是中了邪――肚子疼、流鼻血,动不动就打针输液。幼儿班的老师害怕了,索性让他回了家。胡泽涛的父亲带着儿子辗转了长治、太原的几家医院,医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直到2005年,胡泽涛被确诊为感染了艾滋病,渠道为母婴传播。死亡像个挥不去的幽灵,笼罩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洪水镇墨镫乡新村的这个农家小院里。
很快,父亲把胡泽涛送进了山西省临汾市传染病医院。
2010年度山西省艾滋病疫情通报会上公布的数字显示,山西累计对1140例符合治疗条件的病人予以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其中成人1080例,儿童60例。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郭小平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山西90%的HIV感染者都在该院接受或正在接受治疗。“其中不少是孩子。有的家长把娃扔下,就走了,根本联系不上。有的娃病情控制住了,但不愿意走了。”
为了让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2006年,传染病医院成立了“红丝带小学”。目前,有16个孩子在红丝带小学治疗、就读,他们的母亲皆已去世。胡泽涛就是其中之一。
胡泽涛离家上学时,告诉村里人,说是去长治上学了。他怕说了实话,连村里的小卖部都不能去了。
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并蔓延开来。几乎是一瞬间,曾经玩得好的伙伴再也不来了。
更多更明显的歧视出现在家里。“他们一家人和我分碗筷。”镜头外,胡泽涛无意中说出这么一句话。“他们”指的是他的奶奶、父亲和继母。
两三年前,胡泽涛的父亲再婚。新婚妻子进门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个感染了艾滋病的继子。“新妈妈怕我。”胡泽涛一脸平静,“她告诉我,手破了的话不能碰任何公用的东西。”
《在一起》的片子里,剧组在胡泽涛家拍下了这样的镜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父亲和继母很自然地夹菜给孩子。旁人疑惑,为什么不是孩子自己夹菜。父亲一怔,说,是怕孩子不小心,淋到了外面。尴尬的沉默过后,父亲允许孩子自己夹菜,但孩子还是怯怯地不敢去夹,再一次鼓励后,胡泽涛才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尖夹起一小根粉条,迅速抽回。
纪录片拍完后,导演特意找胡泽涛的家人和剧组的人一起吃饭。饭桌上,没有人计较和胡泽涛在一个盘子里夹菜。胡泽涛的父亲当场哭了,他觉得对不起儿子。
那些被污染的血液
“涛涛家里的情况,我是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才知道。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这些?”胡泽涛在红丝带小学的生活老师刘丽萍也是一位HIV感染者。但和胡泽涛相比,她觉得自己挺幸运,至少不会被家人嫌弃。
拍纪录片的时候,刘丽萍和胡泽涛一样,拒绝遮挡,不打马赛克。
“我是1996年宫外孕手术时,输血感染的。”刘丽萍的脸上少有笑意,但说不出的坦然。
她回忆说,手术时由于大出血,当时就休克过去。后来听人说,来输血的好像是个老头。老头到医院问,有没有人要输血,刚好刘丽萍在抢救,医生就拉了老头去输。
刘丽萍说,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壮实,连头疼脑热都很少有过。可到了2005年,她突然生病了,低烧、呕吐,嘴里起满疱疹。在当地医院的口腔科没查出什么原因,刘丽萍直奔山西省运城市疾控中心。“我当时已经怀疑是艾滋病了。因为我们镇上有人得了这个病,说是输血得的。我问过他,输血时间跟我差不多。”
几天后,家人把刘丽萍送进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我在医院门口大哭大闹了两个多小时,死活不肯进去。”刘丽萍现在想起,自己都觉得好笑,“我想过死,想过报复社会。命运太不公平了,我做错了什么,我花了一万块钱输血,结果得了一个终生治不了的病。”
直到发现感染者中还有两个孩子后,刘丽萍平静下来。“我当时特别惊讶,怎么连孩子也会得这种病?后来知道艾滋病除了性传播和血液传播之外,还有母婴传播,这些孩子是最无辜的。”
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郭小平介绍说,1996年前后,用血极不规范。“有病人要用血了,随便叫个人过来抽一下就行了,不做什么检查。在2004年左右,我们收治的感染者中,80%是血液传播。”
有公开的资料称,我国于1993 年开始整顿血站,规定血站献血必须进行HIV抗体检测。但是,血液(血浆)一度被“血头”、“血霸”作为商品经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影响下,在“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号召下,偏远贫困的农村,成了便宜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其中大部分为卫生部门所开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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