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锐、胡久红夫妇在武汉遗体捐献纪念碑前 杨涛摄
接受肝脏移植的王荣（化名）
“还有没有什么要求？”骆钢强问。
“将来能告诉我们受捐的人在哪儿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活着。”张天锐问。
骆钢强不得不让这对父母失望了，原则上，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应该“互盲”。张天锐失望地点点头，“那算了，只要他们健康。”
当他们走出门外时，连日来也一直守候在医院的亲戚和张磊的同学都围了上来。“捐什么了？”有人问。
“眼角膜。”这对老实的夫妇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
“不敢和他们说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走时能是一个整身子。”张天锐叹了口气。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张磊去世后，有人提着香蕉和苹果来看望他们，却问道：“捐献器官是不是收钱了？”
张天锐感到，有人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也正因如此，他们拒绝了此前所有的采访，生怕被更多人知道。在我去采访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把我引进屋，然后把大门紧紧地关上，同时反复地叮嘱我：“白天人太多，千万别来找我们。”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儿子，原来你要帮我去扛气，我都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还活着。我把你养育一场，也值了。”
母亲已经根本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抱住了儿子，用自己满是泪水的脸颊贴紧了儿子的脸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16点40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将“就像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为30多次。17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
张磊走了。
“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颗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病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
同在手术室里配合这台特殊手术的袁以刚还记得，医护人员最后为这个年轻人穿上了他姑妈买来的白衬衫和西装，笔挺笔挺的。这是张磊一生中第一次穿这么正式的衣服。根据当地的习俗，家人还请医护人员用一些小拇指般粗细的带子系住了张磊的袖口、裤腰和裤腿。
当一切结束后，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3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对遗体进行三鞠公开。
这个“必须比120还要快”的小团队没有在县城多逗留一分钟，他们带着张磊生命的一部分，于6月5日夜里11点到达武汉。
仅仅就在10多分钟后，51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这个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经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她的消化道早已不能工作，1年来，除了稀饭和面条她几乎没有吃过其他东西，体重掉下整整25公斤。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腹部却被积水充满，鼓了起来。她一度以为，“没得希望了”。肝源太少，王荣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两年，还有更多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当6月5日下午，这个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配型结果显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如今，当我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她时，尽管她身体极其虚弱，但腹部的积水已经消失。曾经由于肝病而发黄的眼白，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颜色。等到出院，这个整整一年都在挨饿的女人，最想喝一碗莲藕排骨汤。
她是从医生那里听说捐赠者是个22岁的小伙子的。我本来必须趴在她嘴边才能勉强听见她说话，但一提起这件事，她努力用双肘将自己从病床上撑起来一点，用尽最大的力气说：“我儿子今年也24岁了，我真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我晃了晃手里的相机，问她：“能给你拍张照片吗？”
她点头表示同意。当镜头对准她时，她笑得很灿烂，伸出左手，比了一个V字手势。“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她说。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这个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比张磊大3岁，可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肾炎。
这个贫困的家庭不得不举家搬迁到武汉治病，父母以卖菜为生。蓉蓉一直成绩优秀，考入了这座城市一所“211高校”的财会专业。可就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年，她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再也没有排尿。此后，她每个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手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针时留下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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