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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最难学?西方人学汉语的误区 一误误了400年 |
| www.sinoca.com 2011-06-08 中华读书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西方人学汉语的误区，一误400年
何明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引世人瞩目。随着中外往来领域的日益广泛和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地都兴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
一个非汉语环境下长大的西方年轻人要想学习汉语，之前大都会被告知：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过一个瑞典留学生，他曾把学汉语的难度与学英语、日语相比较。最后他说：“学英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学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学汉语是哭着进去，哭着出来。”
我的思考在于：东西方交流自16世纪就已开始，按常理，一种语言经过彼此四百多年的交际使用，对方应该能够掌握一些基本规律，入门的技巧也应被大家熟知并接受。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汉语依然被大多数西方人认定是“最难学”的语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缘于对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考察，我曾拜读过许明龙先生研究黄嘉略的文章，有所悟：所谓学汉语难，恐是西方人走进了一个误区。
误区一：从宗教的角度考察汉语
从16世纪开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把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道德风尚、历史地理以及文化传统等一一介绍到欧洲，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为此著书立说。于是到了17世纪，欧洲掀起了第一股“中国热”，汉语自然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然而这个关注的缘由竟然是他们要探究汉语这种完全异于西方拼音文字的语言，是否是亚当的后裔修建巴别塔之前世界最初始的语言。因为据《圣经》记载，世人曾共同使用一种语言。上帝为了阻止人们修建巴别塔，便故意把单一的语言搞乱，使人们彼此不能沟通，无法同心协力建塔。至此，世界上便有了多种语言。英国人约翰・韦伯（John Webb）借助利玛窦的材料，于1699年发表了《从历史论证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初始语言的可能性》 一文，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广泛争论，争论了一百多年，一直到18世纪末还未有定论。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民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语，而忽视汉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属性，很显然，他们走进了宗教的误区。
误区二：把汉字部首当作学汉语的“金钥匙”
三百多年前，一些欧洲人发现汉字有部首的特点，他们把汉字部首当作西语的字母来使用，认为找到了进入汉语天地的“金钥匙”。可是，这把钥匙并没有给他们打开学汉语的大门，倒是让今人看到了他们制作这把“金钥匙”的初衷。
17世纪初，一些在华的传教士发现了汉字有部首的特点，就写文章向欧洲学者介绍这些部首。1667年，德国学者米勒（A.Mülle）就根据从传教士著述中获得的214个汉字部首的知识的启发，向欧洲学界声称他找到了读通汉语的“钥匙”，称其为Clavis。但他又迟迟不公布这所谓的“钥匙”是什么。在学界的一再催促下，七年后他又发表了《汉语奥秘》一文，再次声称只要掌握了这个汉语的“钥匙”，欧洲人只需一年时间就可以读通中文和日文。但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是仅仅谈了谈汉字的五个声调，就是不公布他所发现的“钥匙”。著名德国学者莱布尼茨曾专门向米勒询问这个“钥匙”，他尤其希望米勒翻译几页中文文献，用以展示“钥匙”的效用，但米勒没有搭理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原来，米勒想据此获得当局高昂的报酬。由于条件一直没有谈妥，他也就拒不展示他的“钥匙”，直到离开人世。
对汉语部首的客观认识，法国人直到19世纪才纠正过来。1811年法国汉学家阿伯尔・雷慕沙指出：“214个部首并非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体系，还有另外一些不同的体系。《康熙字典》虽然基本上采用了214个部首，但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包括494个部首的体系……一部名为《玉篇》的字典总共收入了260899个汉字，分别列为445个部首。……尽管汉语字典多种多样，但由于三部最佳的汉语字典《字汇》、《正字通》和《康熙字典》都采用214个部首，所以自傅尔蒙以来，这个体系最为欧洲人所知。”
误区三：生搬硬套的汉语语法
语法是一种语言组词造句的基本规律，总结语法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用较少的时间掌握该种语言。英语语法、西班牙语语法等莫不如是。但唯独汉语，在外国人看来，有些像是规律，但个别与例外又极多。比如组词造句，外国人怎么也不理解可以说“杯子”、“筷子”，为什么不能说“碗子”。中国人谦称自己对客人的招待是吃“便饭”，外国人称赞中国人的盛情时情不自禁地说道：“这么丰盛，真是一个大便饭。”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加上一个“大”字就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汉语语法，是模仿西文语法体系生搬硬套出来的。30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这是学汉语的第三个误区。
在法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黄嘉略与学者傅尔蒙、弗雷莱合作编写《汉语语法》时，身为中国人的黄嘉略并没有西文中的元音、辅音、格、时态等语法概念，所有的语法知识均来自傅尔蒙、弗雷莱两个西方学者，甚至很多行文均出自弗雷莱之手。就好比两个西方学者拿着西文语法的瓶子，让黄嘉略往这个瓶子里装汉语的语料，其结果可想而知。
傅尔蒙在1728年将《汉语语法》编写完毕，要求出版，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教士和负责住房、工艺和制造的大臣昂丹公爵都全力给予支持，甚至筹措到了印刷资金。但此时已对汉语研究失去兴趣的弗雷莱听到傅尔蒙编译出《汉语语法》的消息时，便致函国王印刷局巡视员封斯马涅（Foncemagne）明确表示反对匆忙出版傅尔蒙的汉语著作，并建议因法国无人懂得汉语，在出版之前把书稿送到罗马或者中国，请一位懂得汉语的传教士仔细审阅和鉴定。正当负责人准备抉择之时，1729年9月2日，傅尔蒙收到了在中国的传教士马若瑟来信，信中告知他新近编了一部汉语语法书，取名为《汉语札记》，已托法国商船送回，不日将送到傅尔蒙的手里。比尼昂教士得知该消息后，表示不如将傅尔蒙的著作与马若瑟的语法书进行比较后再出版也不迟。为了避嫌，比尼昂教士建议傅尔蒙把他的书稿交由自己来代管，以防马若瑟书稿到巴黎后给傅尔蒙带来抄袭的嫌疑。1730年1月1日，马若瑟书稿随同几包中文书籍寄到巴黎后，傅尔蒙建议比尼昂教士找人把两部书稿进行对比鉴定。但是，比尼昂教士自己不懂汉语，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承担此项任务，于是无奈之下只得要求傅尔蒙本人进行对比和鉴定。当然，自己鉴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可想而知其后果。两周后，比尼昂教士首肯了傅尔蒙的意见：马若瑟的著述不如傅尔蒙的更适宜欧洲人学习汉语。但马若瑟的手稿却从此下落不明。后来有学者把傅尔蒙著述与1831年才在马六甲出版的马若瑟著述相对照，发现二者有很大的雷同部分。
但对于出版傅尔蒙的汉语语法著述，主管此事的另一位昂丹公爵依然不放心，要求傅尔蒙将一篇汉语文献翻译成为法文，以证明他的汉语研究水平。但傅尔蒙迟迟未能交稿，并强词夺理，以没有一部汉语字典为由宣称无法翻译，至于何时能有适用的字典，要等他编出来才可以。昂丹公爵大为不悦，限令他三个月必须交出译文，否则撤销一切出版资助。万般无奈之下，傅尔蒙转而请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审阅他的书稿。当这部手稿辗转到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对汉语造诣颇深的传教士纪有刚（Antoine Guigue）手中时，这位传教士以教训的口吻写道：“傅尔蒙先生从未到过中国，不享有学习汉语的便利，黄先生是他与之交谈过的唯一中国人，可是他并未充分利用与黄先生的谈话。他本应该向学生那样向黄先生学习汉语，学用毛笔写字，一笔一笔写，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他还应该学习《三字经》或者《千字文》，……他若按照中国人的方法学，无须花费近二十年的时间，只要三四年就可以了……可是他不但不走先易后难的路，反而不当学生就当老师，他刚从黄先生那里学得一点东西，立即就想编写语法……一句话，他把终点当成了起点……我希望他好好读几本中文书，真正懂了以后再做别的事。”
传教士纪有刚这段可谓直言不讳的话，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17世纪、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方法，与中国私塾里发蒙儿童的方法并无二致，并没有用什么所谓“汉语语法”；二是这段话还道破了西方文化的“病根”――自负和傲慢，愿意当先生，就是不肯虚心当小学生，对于西方文化之外的东西，很难放弃固有的文化视角平等对待。今天看来，不独18世纪的法国学者傅尔蒙如此，此后的历史中此现象也一再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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