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总结
“孤独极了,好像要有300人等着看我的旧伤口一样,又一定有人要听我对过去的描述,其实我没有义务一定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一定要表现得很超然么?”
――2010年11月16日,李兰的微博
不待刘炎林等第一批六名队员飞回北京,舆论对“山鹰折翅”的关注已炒成了一片。网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评论:“是取消山鹰社的时候了”。
在纷乱中,最后一批回到学校的李兰被遗忘了,没有赶上刘炎林等人接受的心理治疗。
山鹰社攀岩训练墙旁边的玛尼堆,就是此时树起来的。无数胸戴白花的学生在堆旁点燃烛光的场景上了电视新闻。五名遇难社员被授予“登山勇士”和“共青团标兵”称号。除了每人1万元的生命保险,北大赔给每个家庭8万元。他们的父母来到学校,在严密看护下一次次哭得死而复生。
有山鹰社“教父”之称的山鹰社首任社长、98年卓奥友登山队的队长曹峻认同李兰对希峰山难的技术性分析。他另对南都记者总结说:希峰山难表明山鹰社作为学生团体,知识点方面的欠缺,和团队风险控制能力的欠缺。
北大也没有就此禁绝登山活动。但刘炎林回忆:各种各样的总结会一直从当年8月份开到了第二年三四月份,山鹰社历年的许多老队员都赶回来参加。除了总结山难原因,还定下了一条规矩:山鹰社的核心主题是“登山训练”,而非此前懵懂的那种“一山更比一山高”的心态。
孙斌的看法与曹峻相近:纪录是山鹰社创造的,每一代队员都想超越纪录；问题是每一代队员不一定都比前一代的技术水平高。另外,总是靠老队员给新队员当教练,技术的传承也成问题。“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合格的教练。”
缺少气候地形资料的山、天气多变恶劣的山、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带的山……从此成为山鹰社明确不考虑的选择对象。按照这一标准审视山鹰社往年的战绩,所有的人都心生凉意:发生山难的前一年,山鹰社攀登了7048米高的西藏穷母岗日峰。那是一座难度远远超过希峰的高山,且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带,还真的发生了雪崩,只不过侥幸无人受伤。刘炎林、李兰,以及五名遇难队员中的四名都登顶穷母岗日成功。按照这样的力量标准,攀登希峰其实根本不在话下。可谁想到,会发生雪崩呢?
参照希峰的标准,山鹰社还伴生了诸多不成文的规矩:不登7000米以上的山,不登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等。中国登山协会也多了一些新规定,如学生登山队必须聘请向导。
对五个遇难社员家庭的感情,成了山鹰社心灵上永远的一块保留地。刘炎林勇敢地拒绝了学校的劝阻,坚持去见五个人的家长。他们想用各种办法弥补家长们的心伤,其中包括在遇难社员之一卢臻读中学的母校设立了一个“卢臻奖学金”。还按照五个人的家庭分布地域,派家在附近的社员假期去探望。
这些慰问方式没多久便难以为继。新入社的社员未曾经历其事,对五个遇难者的家庭没多少直接感情；按照李兰的话说,“也不是每个学生都长于人情世故”,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年轻人们都不好把握。
没多久,探望改由刘炎林和李兰这些山难的亲历者去,按照他们每个人的籍贯,各负责某个遇难者的家庭。
依然不行。遇难者家长对他们的情感是矛盾的。双方交谈,总是三句两句扯到死难的儿子身上,空气极易瞬间冻僵。一方面,他们确实想好好招待这些孩子；另一方面则不希望他们来。因为这无疑是又把他们心灵上的创口揭开一遍。
这种看似温情实则残忍的慰问,李兰刻骨铭心。她对自己的心灵创伤有切实印象:经常在公众场合控制不住自己,一喝多就流泪,就想那五个死难的队友。“……刚开始我们这些人想做点什么,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心安。”
“卢臻奖学金”发了两年,停了。刘炎林的解释是,后来他读研究生事情多,忙忘了；李兰则解释为,每次给中学生发奖学金都要把卢臻的父母找来,这太残忍。五对父母从来没有当面对他们说过“你们别来了”。但其中一些亲属曲折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她才恍然大悟。后来,李兰又给他们邮过几次月饼之类的东西,但她再也不去了。
折翅再翔
“我们带着勇气来了,我们带着伤痛离开,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终将会离去,将记忆永远留在这条沉默的山谷里”
――《巅峰记忆》
事实上,早在1999年,北大山鹰社就发生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山难。只不过没有引起团队的警觉。
那一次,李兰同样是亲历者。她参加的山鹰社第一支女子登山队,11名女队员和2名男教练攀登了5588米高的四川雪宝顶。这是一座很适合初学者攀登的山,雪线以上只有四百多米高,坡度在20度到25度之间。但就是这样一座山,还吞噬了一名女队员――21岁的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生,来自湖南理县的周慧霞。
李兰所在的大多数队员相继登顶后,周慧霞所在的后勤小组也开始了冲顶。她刚行走了约半小时,坐下休息,忽然身体失去平衡,一路向山下滑去,最终被抛下悬崖而不幸遇难。
作为周的湖南老乡,曹峻对这起山难亦有技术分析。如果周慧霞当时身体不错,就能做规避动作避免悲剧,可惜的是,她已没有余力,以致一路滑下悬崖。二是学生社团毕竟存在着一定的管理不严,经验不足的弱点。如果当时能拉下脸来,让身体状况不佳的她留守；如果能在攀登难度不大的路面时也系上安全带……
周慧霞的死没能给山鹰社和北大以多少触动,他们普遍把这看做一场意外。媒体也没有过多关注。李兰虽然不免害怕,但在下山的路上还是想:下次,一定还要登这座山!
希峰山难发生后的第二年暑假,山鹰社选择了1990年第一次登山时的出发地――6178米高的青海玉珠峰。那是一条成熟的,有安全保证的路线。折翅后的山鹰,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它聘请了3位西藏向导,中国登山协会又派来了两位。
李兰是这次登山的技术顾问,刘炎林则担任了登山队长。他对登顶后那一刻的回忆是:
“（在顶峰）……站在风里,一股心思涌上心头,双腿发软,便跪在雪地里:‘弟兄们,我把今年的队伍带上来了。’在五月份的登山申请书里,我写上了这一句。而今,我可以极痛快地哭,极痛快地对自己说这句话。”
此后的每一年,山鹰社都基本沿袭了这样的方针。虽然仍对未登峰（没有官方记载攀登过的山峰）、七千米这样的名词所吸引,但那场山难杜绝了所有冒险的可能。2008年,他们攀登7028米的新疆考斯库拉克峰,未能登顶。原因在于,在登顶之路上有一座雪桥（山谷裂缝被雪填满的桥）,无法判断下面有多深,更无法判断能否承受住队伍通过的压力,宣布放弃。
在今年山鹰社的登山报告序言中,刘炎林说:“每一次的攀登都不能脱离山难的影响”。
山鹰社现任社长,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王正对南都记者列举了希峰山难给山鹰社带来的最大现实改变:从前,山鹰社自己选好明年想攀登的山峰,只需去向校团委请示,再通过团委获得党委首肯即可。从2003年起,山鹰社每次选山都要举行一次甚至几次论证会,请来校方、老队员和中国登山协会的专业人士来评判是否可行。
团委、党委皆非登山的专业人士,除了叮嘱他们“注意安全”,还能提什么反对意见呢?有没有专业人士参与决策,结果显著不同。
今年的登山结果便很能表明这种论证会的作用。2009年12月,山鹰社宣布,海拔6822米的未登峰,西藏北部的夏康坚峰是明年的目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登山组织“凌峰社”成员在论坛里说:“山鹰独立、探索的精神在7年之后,终于又回来了……”
但到今年6月份,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亲自给山鹰社打来电话,建议他们换一座山。理由是夏康坚峰地处偏远、资料稀少,可控性相对较低。最终,在尼玛次仁的建议下,山鹰社改变了目标,改为卡鲁雄峰。“路线成熟,交通方便。”帅气的王正说。
不顾面子的行为,效果是扎扎实实的:在5名西藏向导的帮助下,全队19人参与攀登,登顶者多达16人,全部无一损伤、安然返回。刘炎林亦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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