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之地
“我坐在驮包上,久久地向着山谷方向看着,就哭了,我们十五个一起进山,却有人再也不能自己走出来了,那个山谷始终沉默着”
――《巅峰记忆》
八年来,那次山难从未得到面向社会反思和追忆的机会。除了2004年山鹰社十五周年时拍的一部内部短片《没有顶峰》中提及外,它一直是山鹰社、北大乃至中国民间登山运动心头的隐痛。这次拍电影,北大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声音。
在李兰的回忆中,希夏邦马的冰川还如八年前一般,沉默而骄傲地伫立着。
2002年7月中旬,山鹰社15名队员先后到达西藏。为了省钱,他们没有坐飞机,而是先乘火车到格尔木,再坐大客车几经辗转到达拉萨。10元钱一张床位的小旅馆,他们亦非一人一床。有几名男同学都睡在地上。
山鹰社并不缺钱。李兰回忆,当年社里申请了体育彩票的赞助,10万元。给拉不到赞助的山鹰社科考队留了两万元,还要省钱做其他一些活动。最后,包括路费、吃住和登山注册费在内,只花了5万元。
省钱,招来了山难发生后舆论的质疑:为何不听从西藏登山协会的建议,花钱租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再雇几名藏族向导?
西藏登山协会给山鹰社的建议除了以上两条,尚有一条:希夏邦马峰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纬度低,这个季节是希夏邦马的雨季,降水多、积雪不牢固,安全系数低。建议他们改在春秋两季攀登。
三条建议都未被采纳,山鹰社只是向西藏登协借了三台对讲机用。除了省钱、自力更生这两条一切学生社团都本能地沿袭的准则,时间更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这次除李兰之外的14人全部是在校学生,他们只能利用暑假登山。
根据对高山的适应情况和攀登实力的强弱,15个人分为A、B、C三组,最强壮和技术最优秀的A组五个人担负了冲顶任务。他们是98级电子系学生雷宇,曾任山鹰社社长；98级数学系学生林礼清,曾任山鹰社秘书长；2000级政管系学生张兴柏、2000级力学系学生卢臻和99级数学系学生杨磊。三人分别是山鹰社的训练部部长、装备部部长和资料部部长。
由于要照顾身体适应最差的队友,队长刘炎林留在了负责后勤的C组。李兰在B组。她还憧憬着,如果A组顺利成功且天气允许,她也将尝试冲顶。
8月7日中午11时,走出冲顶前最后一个营地C3的A组翻过一面6700米高的大雪坡,来到两块大石头中间。上宽中窄,成喇叭口形状――这是典型的易发生雪崩地形。西藏登山队事后用特快专递邮给中国登协的搜救报告称:8月初,这里已连续下了8天的大雪。
如果不走雪坡而走山脊,就不会出事。8年后的今天,李兰如此对南都记者断言。然而,当时缺乏经验的学生登山队看不出这个毁灭性的错误。A组最后的信息是“正在修路”。不久,联络就断了。
李兰的B组和刘炎林的C组都以为是步话机故障。直到第二天,李兰按计划上到C3营地,发现昨夜根本没有人回来,才觉得不妙。她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想:或许是他们冲顶到半路回不来,挖雪窝趴了一宿?实际上,他们这些学生没人懂得挖雪窝的技术。
又一天过去了,A组还没有回来。李兰和一名队员上山去找,发现了“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雪崩区域；还发现了在两块大石头中间的雪坡上,似乎露出一点人体的痕迹……
刘炎林事后写下文字回忆:
“（8月9日）6点半左右,李兰和牟治平出现在帐篷对面陡峭的雪坡上。我拿了一瓶水出去接。风雪又起来了。老牟走在前面。我问:怎样?他黑着眼睛和嘴唇,说:A组全完了。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全身的颤抖。我继续往上走:李兰还在后面。我抱着李兰,她靠着我肩膀,大声嘶哭,一会挣脱我的肩膀,在漫天的风雪里尖声大叫。我跪进了雪里,所有的疑虑都被证实了,所有美好的设想都被打破了。岳斌趴在雪里,双手拍打雪地。”
雪崩是登山者的大敌。新中国第一位登山烈士丁行友便死于雪崩。落在手上轻飘飘一会儿便将融化的雪花汇集、滚动、崩塌,就变成摧毁一切的万钧之力,人埋在雪中几分钟便会窒息死亡。上次日本人走这条路线平安无事,谁能想到这次竟如此惨烈?
由于没有海事卫星电话,队员们只能下山求救。一直到15日,西藏登山协会派出的搜救队才赶到大本营。
事实上,搜救队员们也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山难。
最终,搜救队发现了三名队员的遗体。另外两人的遗体据推断埋在更深的雪中。由于雪崩危险时刻可能发生,根本无法把遗体从6000多米高的雪山上运下去,甚至没有时间将遗体全部挖出。搜救队员们根据国际惯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遗物后,将遗体原地掩埋。
李兰在《巅峰记忆》中说,当时她和队友下撤时正是中午,怕再雪崩,不得不在山坡上坐等了几个小时才下去。望着冰川,她觉得它一点儿都不美。很丑陋,而且很脏。登山这件事情“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儿”,“完全没意义”。
在藏语中,“希夏邦马”意为“气候严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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