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女孩自曝内幕:老板定任务是一年乞讨10万(图)

两名职业乞讨者。

　　许多人都在街头见到过各式各样的流浪乞讨人员！或老或少，或残或健全，他们都有各自博得常人同情，慷慨解囊，施以帮助的原因和理由。然而，记者从承德市救助站了解到，街头那些让大家“心酸”流浪乞讨人员，几乎都是职业乞讨者，其背后都有一条借助社会爱心，牟取巨额利益的链条。近日，一个迷途知返的流浪乞讨残疾女孩称，老板给她的任务是“一年乞讨10万元”。

　　任务：一年10万

　　春节前，老家河南省开封市的21岁女孩云莺在“老板”的带领下，来到了山城承德。这个不大的山城，对于已经从事4年多职业乞讨行业的云莺来说，只不过是她不停穿梭生活中众多城市里小小的一站。

　　云莺自小身患小儿麻痹，是个被遗弃的婴儿，河南省开封市的一对夫妇把她捡回了家，将其抚养成人。由于行走不便，加上养父母早早离开人世，云莺被托付给亲戚家照顾。对于一个平常百姓家，本就入不敷出的生活，再照顾一个残疾人，云莺的生活并不幸福，而一次机会，让这只困在家里的“云莺”有了到外面世界讨生活的能力。

　　一位老板找到云莺的亲戚称，他可以给云莺谋得一份工作，因为在他的眼里残疾的云莺比健全人更适合。如果云莺亲戚答应，这位老板每年会给家里付4000元的报酬，云莺每月的工资是1000元。这个看似“双赢”的结果，让云莺走上了一条漫漫乞讨路。

　　云莺的工作是在老板的带领下，不断的来往于各个城市之间，每到一个城市，早上老板会将手下的几个残疾人送到这座城市最繁华街道上，依靠他们残疾的身躯，博得路人的同情，收取或多或少的“爱心帮助”。

　　云莺说，他们一般在一个城市只待10多天，待下一波职业乞讨人员到来后，他们会自动离去，尽管他们彼此并不相识，但避免“恶性竞争”是这一行约定俗成的行规。

　　2010年11月份，云莺来到了承德，这次她被老板安排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找车“碰瓷”。一家制药厂的车辆与云莺“不期而遇”，云莺本就纤细的腿被车撞成骨折。狮子大口的云莺“老板”，心里打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这起事故进入了正规交通事故处理的程序，这让“老板”知难而退，不见了踪影。自由了的云莺身体康复后，在拿到数万元的赔偿后，在承德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回到了河南老家。

　　前去护送云莺的承德市救助站书记王学明告诉记者，开朗的云莺在火车上跟他聊了很多，尽管4年多的乞讨生涯自己并不情愿，但生活的压力让她不得不无奈的做出选择。拿着几万的赔偿金，云莺告诉王学明，今后自己要用正当的途径去讨生活，因为她“欺骗了很多有爱心的人”。王学明告诉记者，云莺还告诉了他，别看自己看似弱不禁风，老板给她每年下达的乞讨指标是——10万。

　　对于如何完成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指标，云莺称找好乞讨的地方、时间和目标人群最关键。随着职业乞讨人员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完成的指标压力也在增大，自己只完成过两次。据云莺介绍，他们一天工作时间在八九个小时，周末不休息，面对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路人，身体残疾、未成年和老年乞讨人员会引起较高回头率。乞讨的地方主要在距离金融机构、购物场所和饭店周围，因为在这些地方出入的人群兜里有“货”。而乞讨的时间也很关键，比如饭店周围，刚吃晚饭，一些人刚喝完酒，行乞者会在此时采取“死缠”政策，有时借着酒力和碍于周围朋友的面子，这些目标对象出手往往比较大方，成功率也比较高。云莺说，饭后时段占到自己每天收入的5成多，除了平日里要注意乞讨时间，每逢过节，也是他们收入的高峰期。云莺称，自从干了这行，自己从未回家过个春节，因为春节里她每天经常能完成上千元的任务。而对于目标人群，乞讨人员以选择老年人，女性和带小孩的人为主，因为老年人更有恻隐之心，女性比男性爱心更浓，带小孩的人希望孩子从小学会帮助别人或孩子看着乞讨者可怜，会拉着大人献份“爱心”。

　　云莺说，除了这些技巧，任务能否完成，还和其所在的城市有关。以承德为例，由于繁华的主街道只有一条，人口较少，因此一天完成100到200元已算不错的成绩了，面额大都为1元钱。而在北京等大城市，随着人流量的增加，每天的任务也会成比例的增加。据云莺介绍，一般情况下，每百人中至少会有一个人会献爱心。为了不让目标人群有“审美疲劳”，行乞者在同一地点不能待超过两天，在同一城市一般不超过半个月(一些大城市除外)。云莺称，自己10万元的指标在“行内”算中等偏上水平，因为“老板”经常给他们讲一些每年完成几十万任务同行们的故事。

　　对于部分职业乞讨人员高收入的现实，王学明称，这并不奇怪，“在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自称每天能挣四五百的大有人在，每天挣上千元的故事也屡见不鲜。”

　　目标和现实的偏离

　　常年从事救助工作的王学明如实的说：“街头乞讨人员，都是职业乞讨者。”2月21日，承德市区街头很难寻觅到往日的流浪乞讨人员。据称，这是因为近几日正值承德市“两会”召开期间，相关部门已经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了清理，并告知近日不得上路，终日走南闯北乞讨人员，对各地的大环境有着敏锐的判断，果不其然，他们都离开或蜗居在城市里的某一处，过着他们一年难得的清闲日子。

　　王学明告诉记者，据他们的掌握，常年在承德乞讨的流浪人员不过三四个，其他均为流动性人员。这些流浪人员每到一个城市，大都居住在城市的棚户区中，而大一些的“老板”则会住宾馆。老板的工作是，每天接送手下的乞讨人员，这些乞讨人员大都是残疾或未成年人。除此之外，还有一家人组团乞讨的。这些职业乞讨人员在每个城市所待时间的长短与其收益挂钩，收益好的城市会多待，收益差的会少待。记者了解到，在许多职业乞讨人员眼中，承德这座城市“油水太少”，一般情况下，只作为他们的短暂休憩之地。

　　王学明告诉记者，在常人眼里外表“可怜”的乞讨人员，大都比一般工薪阶层收入的要多。随着我国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正式终结，关爱性的救助管理制度正式确立。“自愿受助，无偿救助”成为社会救助的基本原则，2003年8月，根据国务院第381号令，承德市救助管理站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本辖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及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并按规定执行跨辖区流浪乞讨人员特殊困难救助对象的接收、护送任务。通过多年来的工作，王学明称，几乎所有在街头自称困难重重的乞讨人员都不愿接受救助站救助，“救助站说提供的回家路费和食宿，对于这些收入不菲的职业乞讨者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被送到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大都是患有精神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流浪人员，而这些人员都不会到街头乞讨。”

　　王学明称，现在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有两种情况：一是困难型乞讨，另一种则是欺骗型乞讨。“而我们现在所见的多是后一种——欺骗型乞讨，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能吃饱肚子，而是为了赚钱。因此，这些乞丐也不会为求三餐而断绝自己的财路，而真正有困难的乞丐即使进站救助也解决不了自身的根本问题，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自愿求助。这就凸显目前的救助管理办法在救助对象上出现了目标与现实的偏离。”

　　诉诸法律难度大

　　尽管职业乞讨已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但鲜有有效的管理机制。为了加强对此行业的管理，2006年《刑法》新增了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的罪名。尽管此罪名制定了已有近5年时间，但真正判决的案件却寥寥。

　　王学明称，2006年刑法修正案首次将组织乞讨行为上升到刑法高度加以规制，其中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现实却是，被组织进行乞讨的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由于老板和其家庭达成了协议，都不承认是被利用‘暴力和胁迫’的，所以公安等相关机关管理起来很难。”

　　王学明告诉记者，许多乞讨人员以“外出旅游，回家没有车费”等理由进行行乞，“这些只要到各地的救助站，都可以帮助解决，一般情况下，救助站会安排不超过10天的食宿，并负责其回家的车费。”

　　采访中，一些市民称，虽然他们也了解一些职业乞讨的情况，但在他们奉献爱心时，往往没有渠道可以捐助。“我国的慈善捐助体制还有待健全，一个透明、公正、公开的慈善机制的建立，可以让爱心真正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里，这样一来大家的爱心就不会成为职业乞讨人员牟利的土壤。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救助体制的建立也应当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让困难人群及时得到应有的帮助，才是杜绝职业乞讨行为的根本之策。”长期从事慈善活动的承德爱心人士“温暖”这样说道。（燕赵都市报）(记者陈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