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半年前二儿子走丢之后，何智民的生活一下子全乱了。“我就想寻我的娃。”这个62岁的关中老汉固执地说。而且在邻居们看来，他的娃“脑子不好”，是个智障。可能被拐卖到当地砖窑做劳工。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带着这样的卡片。左边是儿子办身份证时拍摄的大头照，右边是儿子的信息。付雁南摄
2月19日，刘小平回到东三爻村的家中，家人拿出以前的相片对比。
打从半年前二儿子走丢之后，何智民的生活一下子全乱了。
在陕西省三原县的家里，他的农田再没认真种过，去附近市场卖菜的活计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甚至，几个月前就该拾掇干净的玉米棒子，现在还堆在房门口的台阶上。
“我就想寻我的娃。”这个62岁的关中老汉固执地说。尽管，他那个名叫何文的“娃”已经是个35岁的中年人，而且在邻居们看来，他的娃“脑子不好”，是个智障。
他只想找自己的儿子。老人把儿子的照片印在身份证大小的卡片上，在路上逢人就发。他还去商店里打印A4大小的寻人启事，在电线杆、厂房外墙上“不知道贴了多少张”。
前些天，他一度听到希望在敲门。12月18日，在一个三轮车夫的指引下，在邻近的高陵县，何智民见到了一个满脸尘灰的男人，脏兮兮地蜷缩在三轮摩托的车斗里。他急急忙忙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可当他手忙脚乱地把眼前这个男人搀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时，却突然发现，这个五官几乎被黑色污垢淹没的年轻人，“不是我的儿”。
老汉后来知道了，这是一个和自己的儿子一样，被拐卖到当地砖窑的智障劳工。
第二天，在媒体和警方的帮助下，何智民联系上了年轻人的家人，那是一个同样为了丢失儿子而焦急万分的家庭。
“自己娃没找到，倒给人家把娃找到了。”满头白发的老汉有些自嘲地笑着说。这个小插曲没留给他多少时间用来失望，就在第二天，他又骑着自己小小的三轮摩托车，踏上了寻子的路途。
没有什么事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天还没亮，何智民就准备出发了。他打开院子的大门，把自己那辆没顶棚的三轮摩托推出门外。在绿色的车斗里，原本用来包装煤气炉的黄色纸箱已经被压成了扁平的硬纸板。何智民拿起纸板旁一个装有一次性纸杯的塑料袋，用右手的两个指头从里面抠出些面粉熬成的糨糊，抹在寻人启事的背面，然后把这张白纸小心地在纸板上贴牢、压平。
用家门口堆着的玉米叶子抹掉手上的糨糊，再把贴有寻人启事的硬纸板用麻绳捆在车斗上，何智民就骑着自己的“三摩”上路了。从他的家到高陵县煤矿最密集的榆楚乡有40公里的路程，对于这位寻找儿子的父亲，这段距离相当于在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历经一个半小时的颠簸。
大儿媳曾经看到他带着好几处伤回家，怀疑他在外面受了欺负、吃了苦，可老汉坚持自己“没事”，什么也不说。有时候，找儿子找得太晚没法回来，他就把三轮摩托停在路边，自己窝在后面不到两米长的拖斗里，蜷着身子凑合着睡一觉。
“还好那时候是夏天。”何智民憨憨地笑着说。
他永远记得儿子走丢的那一天。6月2日，何文骑着一辆白色的小号自行车出了门，给家里打回一通电话，说有人要请他去“干零活”。在此之前，何文的小侄子曾经在写作业时隐约听到他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一份活计，每天“包吃包住70块钱，还给一盒烟”。
一开始，家人并没有觉出什么异样。这个儿子虽然“脑子不好”，身体却很棒，常常帮家里干农活，帮开挖掘机的哥哥装车，村里的邻居盖房子，也喜欢叫他去帮忙做些简单的工作。直到发现儿子晚上没有回家，手机又一直关机，何智民才发现了问题：“儿子丢了！”
这个在农村呆了一辈子的老人想不出儿子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猜想，儿子大概找不到回家的路，流落到别的村子要饭去了。于是，老汉和自己的大儿子何安康沿着附近的乡村一个一个打听过去。在刚开始的半个多月里，两个人跑遍了附近的3个县。
为了便于打听消息，何智民从抽屉里翻出儿子办身份证留下的大头照，塞进香烟盒与透明玻璃纸包装的夹层里。于是在夏季的关中农村，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举着一盒香烟，凑到旁人面前，满脸堆笑地询问着。
讲话的时候，何智民的脊背总会不自觉地弯下来，眉眼间露出温顺的笑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变白，乱蓬蓬地支愣着，环绕着他布满皱纹的脸。
询问儿子的下落，他几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比如路边的清洁工，或者那些被称为“骑三摩的”的三轮摩托车车夫。
而这些小人物也给了他足够的善意。在淳化县，一位村民看见他写在烟盒背面的“重谢”字样，连连摆手：“你放心，只要看到了我肯定给你电话，但是我一分钱都不要。”而高陵县的一位女清洁工则关切地告诉他，在附近的砖窑里有一些智障工人，“你应该去那寻一寻”。
在之后的日子里，何智民把大多数时间放在了那些砖窑周围。他去村口的商店里印了“不知道多少份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包括砖窑的围墙上。他还专门印了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有儿子的照片和资料，包括“35岁，身高1.75米，有智障”。后来一个清洁工告诉他，自己曾看见过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当时满脸胡子。何智民连忙在资料上又补上一条“现为串脸胡”。
他每天清早出门，在路上“逢人就发”这些小小的卡片，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对于这个老人而言，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何智民每次都骑着这辆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去找儿子。在他身后的硬纸板上，贴着寻人启事。
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卡片已经很旧了，上面还有些圆珠笔的印记。纸张的边缘被染上了黄色的水渍，其中一道特别长，深入腹地，漫过了上面印着的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孔。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的小卡片。在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集镇，他一次又一次地凑到陌生人的身边，一边指着卡片上儿子的照片，一边挤出些笑脸：“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们，慢慢地帮他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消息。
一些消息给他带来了希望。在淳化县的枣阳庄，一个开小卖部的中年妇女告诉他，自己曾经看到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裤头”。而在高陵县的楚榆乡，一个砖窑里的工人告诉他，何文曾经在这里做过活，但是现在已经走了。这些同样做着烧窑、伐砖苦差事的工人们，背着老板跟他聊天，甚至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分布的地图。
而另一些消息，却让老人的心都揪了起来。砖窑的工人们告诉他，把何文领来的包工头“老方”对大家说，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但他身边的两个帮手，却“动不动就打人”。
村东头的王老汉曾经把一间屋租给老方和他领着的工人们。这位房东告诉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带来的工人锁在洗澡间，拿砖头、棍子把他们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个跑出去的“娃”给抓了回来，被打得“快死了”。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何智民总是皱着两道眉毛，苦着一张黑红的脸。“心疼！”他用浓浓的陕西口音嘟囔着。
老汉总对自己的一次经历念念不忘。那是4个月前，当他骑着那辆小“三摩”，来到砖窑附近继续找儿子的时候，一个工人跑来告诉他，何文正在不远处的工地里干活。他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挡着，自己根本进不去。
几个月后，他仍然会絮絮叨叨地回忆起，自己当时已经看见了工地里远远站着的四五个工人，却怎么也分辨不出来，里面有没有他正在拼命寻找的儿子。他赶忙跑到距离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报警，可警察却告诉他，除非带着目击证人一起来，否则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击证人一起，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早已经听到风声，领着工人们逃走了。
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当时本来能救出来，可惜却错过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8月13日。
现在，这个固执的老人越来越坚信，自己当时远远看到的四五个人里，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这短暂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
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何智民的心似乎也跟着慢慢变凉了。他再没听谁说起见过自己的儿子，而他在广为散发的小卡片、四处张贴的寻人启事上所留的电话号码，更是从来没有人打来过。
“要不就算了。”有人这样劝他。老汉知道，这话的背后还藏着半句：“反正也是个智障。”他只能固执地坚持着，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父母嘛，哪能不管自己的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希望却令他措手不及地降临了。
12月18日，正在泾阳县干活的何安康接到了一个“三摩”车夫的电话：“找到了，你兄弟在高陵！”
何安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叫何文？没弄错吧？”
“肯定没错。他自己说的，叫何文，家里有人在开挖掘机。”对方在电话里说。
挂掉电话，何安康马上打给父亲。何智民抱着手机激动地告诉老伴儿：“找到了，是咱三原的娃！是何文！”
因为嫌自己的“三摩”太慢，这位兴奋的父亲找来同村的外甥，让他开着车送自己去高陵，接儿子回家。
按照“三摩”车夫电话里的信息，何智民来到了土地局门口。车还没停稳，他就看到一个满脸都是煤灰的男人蜷坐在一辆三摩的车斗里。他远远打量了下身形，立刻跳下车小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到了车斗旁边，老汉小心翼翼地把“儿子”从车上搀下来，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他想仔细看看儿子倚在肩头的脸庞，却突然发现，本来个子挺高的儿子，现在站在旁边竟然比自己矮了。他仔细看了看自己搀着的这个年轻人：“这不是我儿啊！”
旁边的三轮车夫奇怪了：“不可能吧，人家自己都说了，他叫何文。”
何智民也害怕自己眼花了。他使劲儿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看：“还是不是啊！”
自始至终，这个全身脏兮兮的男人一直木然地瞪大眼睛，看着周围。何老汉问不出他的真实身份，自己就慌了：“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他想把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送去县政府或者民政局，看对方能不能接管。可赶上星期六，不是没有人上班，就是干脆进不了单位的大门。
最后，实在想不出办法的何老汉只能决定，把年轻人留在原处，等着他的家人来找他。
到了晚上，折腾了一圈的老汉才一个人回到家。可已经准备好迎接儿子的老伴儿不干了。“你老了，憨了，还是眼睛瞎了？”老伴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骂他，“人家说是儿子，你咋不拉回来呢？”
挨了骂的何智民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难道我眼花认错了，真把儿子给扔在路边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这个一晚上没睡着的父亲骑着自己的小三轮摩托又跑去了高陵县。在原来的地方，那个年轻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老汉更慌了神。他骑着车子，一路向清洁工打听，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在县城中心的“东方红”十字路口找到了那个年轻人。
他跑过去，把对方扶到自己的车上坐好，仔细地询问了一会儿，这才弄明白。这个年轻人叫刘小平，他曾经跟何文在同一个砖窑一起干活。他告诉何老汉，在砖窑里的时候，他和何文约好，谁先逃出来就要通知对方的家人，好把人救出去。昨天是因为“头脑不好”，被人一问，光记得何文，倒把自己的身份给忘了。
问明白了这些，何智民给老伴儿打了电话，告诉她，找到的的确不是自家的儿子。电话那头的老伴儿又哭了：“那咱娃还是没寻着啊。”
何老汉叹了口气：“没事，咱继续慢慢寻。”
刘小平领着大家来到自己曾经被迫做工的砖窑，寻找一起干活的工友何文。
兄弟，哥被人打惨了
尽管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个脏兮兮的年轻人不是自己的儿子，可何智民再也舍不得把刘小平继续丢在路边了。想了半天，他拨通了陕西本地媒体《华商报》的热线电话，告诉对方，自己找到了一个从砖窑里跑出来的工人。
两个小时之后，一位记者从西安赶到了高陵。因为刘小平只能说清楚自己家所在的县，这位记者就联系当地公安局，根据失踪人口的登记，在3个小时之后找到了他家人的联系方式。
这时，刘小平的弟弟刘小威还在西安的学校里。今年年初，父母和他们兄妹3个刚刚搬到西安南郊的东三爻村，在那里租房，并且开了间小诊所维系生计。当这个西安体育大学的大四学生正为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时，突然接到了村口小卖部老板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尽快联系镇政府，因为已经失踪了10个月的哥哥“可能找到了”。
又惊又喜的刘小威马上给自己的父母打了电话，并且赶忙坐上公交车到了华商报社，准备辨认照片。不过，当他走进报社时，等待的记者立刻告诉他，已经不用看照片了，因为“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晚上7点，刘小威赶到了高陵县公安局。当他走进门，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哥哥手脚溃烂、浑身散发着“腐烂的味道”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停了一会儿，他扭身抹了抹眼泪，随后才转过来，说：“哥，咱们回家吧。”
刘小平半张着嘴，怔怔地看着他，积聚着黑色泥尘的眼角渗出了一点泪水：“兄弟，哥被人打惨了……”
在家人的追问下，他讷讷地回忆起，今年的元宵节，他在村口玩的时候，一个女人走过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砖窑厂干活，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500元。因为想要工资，刘小平立刻乐呵呵地答应了，随后，他被工头“老方”带着，在高陵县的好几家砖窑厂轮流干活。
家里人都还记得，这个29岁的小伙子原本健康壮实的模样。他力气大，别家有什么活儿总爱叫他帮忙，他自己也特别乐意去。等到农忙时节，他还能帮家里打麦子、背玉米、担大粪。一看到有特别累的体力活，他自己主动就会做，而且还干得特别开心。
可如今，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刘小平，连独立行走都没有办法了。
从高陵回到西安，家人给这个失踪大半年的儿子做了两大碗面条，又炒了一碗米饭，才勉强让他吃饱。再晚些，刘小威想给他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这才发现，因为腿上伤口流出的血液和脓水，哥哥的裤子已经黏在身上脱不掉了。家人们这才听他说起，在砖窑干活的那几个月里，只要工头觉得他稍有偷懒，就会拿刚烧好的滚烫的砖头烙上他的皮肤。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工头给每个智障工人穿上鲜艳惹眼的衣服，并且威胁他，“敢乱跑就打断你的腿。”
当天半夜，刚回到家的刘小平又被紧急送到了邻近的烧伤医院。根据医生的诊断，他的双手双腿多处皮肤重度灼伤，被冻成灰黑色的左脚已经无法治疗，只能进行截肢。
目前，治疗和手术所需的8万余元费用，全家人四处拼拼凑凑，也只能勉强凑出个零头。
我给你作证去！他就在砖窑上干活
在等待记者的时间里，何智民领着可怜兮兮的刘小平，去路边的小馆子吃了碗臊子面。因为害怕“娃会饿”，他又多点了两个馒头。
刘小平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所有东西之后，高兴地告诉何智民，自己“几个月没吃过这么好的面了”。他甚至坚持要把身上的6角钱塞给老汉。在何老汉拒绝后，刘小平站起身来一拍桌子：“走，我给你作证去！何文就在砖窑上干活。”
等到记者到达之后，因为还没有联系到刘小平的家人，这位记者和警察在刘小平的带领下，来到了他曾经做过工的一个砖窑。而何智民则骑着自己的小“三摩”，跟在两辆小轿车的后面也进去了。
他希望这一回，自己真的能找到儿子。
刘小平的描述和现场的情况完全一致，他还认出了自己曾经住过的“中间第三个房子”，因为门口有一条大狼狗。他记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就是双手被铁链捆住，锁在那里面的一张钢板床上，工头“老方”也是在这里，随手抄起块砖头就砸向自己的脑袋。
但窑里的工人们却说，何文的确来过这里，但是7月份的时候，老方领着手底下所有人都已经走了。
砖厂的老板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这个“老方”的确曾带着4个智障工人来这里干活，不过他当时向自己解释说，这都是“自家亲戚”。
这位老板以前私下里告诉过找上门来的何智民，旺季的时候，“这里曾经有11个娃”，当时砖头的销量好，刚烧好的砖，还没冷却，工头就会强迫工人们从窑里往外搬，很多人的双手因此被烫得伤痕累累。而现在到了淡季，砖头卖不了那么多了，也要不了那么多工人，工头就会“把娃卖出去”，一个人卖一两千元。
“把人当牲口一样卖！”何老汉愤愤地说。
直到傍晚的时候离开砖窑，何智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他本来希望刘小平能再想起些什么，可这个满身疮疤的年轻人已经不记得其他的事情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砖厂的。他只记得自己坐上了一辆小车，随后又被丢到了路边。有人猜测，他是因为丧失了劳动能力才被扔出来的。
在那之后，他们去了高陵县公安局。随后，刘小威也从西安赶过来，接走了哥哥。在离开之前，刘小威转过身，向何智民深深地鞠了一公开。
12月19日，刘小平在何智民三轮摩托的车斗里等待回家
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何智民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半个月前的事情，他回忆起来也会讲得颠三倒四。讲话被打断时，他会突然想不起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年纪大了，脑子不灵了。”晚辈们总会这样笑着逗他。
可关于儿子何文的事情他记得很多。他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重复着，自己的这个儿子挺“文”的，不是个厉害人。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儿子高大、有力气，头脑清楚，做事爽利，在家的时候会开四轮车、会帮哥哥装车，还能记住家里的电话号码，“就跟好人一个样”。
再小一些的时候，何文在周围是出了名的机灵。大媳妇儿嫁进来那会儿，全村人都叫他“金丝猴”。他会帮家里干农活、翻麦子，而且“头脑灵得很”。何老汉最记得，有一次去粮站收粮，对方在秤上做手脚，自己还没发现，这个儿子却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还记得何文喜欢下象棋、打麻将，甚至有一次，因为领着一伙人在家里玩得太久，被何老汉怒气冲冲地掀了桌子。何文还喜欢看电视，就在失踪前不久，他用四处帮人干活挣来的工钱，给自己的小房间添了一台21寸的电视机。
“其实他当时本来有机会当兵的。”讲到高兴的时候，何老汉兴冲冲地讲了一句。但很快，他眼中的神色又黯淡下去：“可惜被人顶掉了。在那之后，他受了刺激，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没事讲这些干啥！”大儿子何安康在一旁打断了他。
何老汉自己也不愿意回想那些年的事情。他觉得，即便是现在这样子，儿子依旧“长得排场”，也爱干净，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前一年，家里甚至差点给他说成了媳妇，可惜对方答应了，何文自己却“眼光太高”，看不上别人。
为了寻找儿子，这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憨直老汉开始学着要多动两下脑筋。他把孙子的复读机放在随身的包里，每次进砖窑找儿子之前，他都会用自己粗硬的手指按下那个小小的录音键，希望能在那一盘盘的旧磁带里，“留下些证据”。
他甚至还想过带着相机去偷拍，不过转念再一想，又怕对方发现了，“对我儿不利”。
在这次的事情之后，何老汉的照片被登在了《华商报》的头版上。那一天，在何老汉卖菜的市场里，这份报纸卖得特别快。每个菜贩子见了他都笑呵呵地问：“听说你把娃找到了？”
“没找到。”何智民也乐呵呵地笑着，“不过给人家把娃找到了。”
他努力安慰自己，“刘小平这孩子命大”，算是被救出来了。更何况，“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报上也登了他的电话号码。当天一早，他一下子接到了五六十个来电。很多是陌生人打过来安慰他，一个延安的报纸投递员在电话里粗声粗气地对他说：“老何啊，你放心，大家都在帮你找儿子！”
但他也接到了另一种电话。有人在电话里告诉他，“何文就在我旁边出砖呢，给钱就放人。”而赎金的价格，从1000元、2000元一路上涨，到了中午，一个人在电话里竟然开价10万元。
何智民不止一次想过报警，可无论是镇上的派出所还是县市的公安局，或者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因为“不属于自己的辖区”，反正半年过去了，他连立案都没成功过。
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骑着自己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穿梭在县城间的小路上。“人家不管，我们自己还是要找嘛。”
他偶尔也会担心，儿子会不会像刘小平那样被打得伤痕累累，或者会不会已经“不在”了。可大多数时候，这个固执的老人根本“管不了这些”。
“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回来。别的我都不会想。”12月25日，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何智民用浓重的关中口音一字一句地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一转过身，这个父亲马上又陷入了自责的情绪里：“这娃，是我大意了。”
在寒冬冰冷的空气里，他努力地计划着，等到儿子找回来，先给他做上一盘他最爱吃的饺子。在那之后，给他说个媳妇，成个家，然后每天都让他跟着自己卖菜，让自己一手管着，“再也不让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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