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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来美国的?跨越大洋的征程 往事还记得么

www.sinoca.com 2010-08-09  网易  [复制链接]  字体:

  我是怎么来美国的?这个问题,我的孩子和我的读者都问过我。简而言之,我是坐飞机来的美国,不是偷渡来的。那你具体的出国步骤呢?

  美国有几十万华人,每个人出国的动机和方式各有千秋。这就如同一种米养一百种人一样。时值2010年的新春佳节,我的内心一直在翻腾着对往事的回忆。想起自己的出国之路,我深深地明白,没有他的鼓励,我来不了美国。没有她的赞助,我只能望洋兴叹。我到底是怎么来美国的?可以这么说吧,除了我自己的努力,是我的亲人和朋友们托起了我的出国梦。

  先撇去我的出国考试申请等步骤不谈。在我收到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之后,如何办理出国手续就让我有了狗咬泰山之感。

  我这人几乎没别的优点,就是会念书。因故我在国内的学业一直像自来水一样流畅顺利。具体来说,我大学一毕业就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一毕业就被美国大学录取。我在学业上的极大顺利,曾经令我的亲人们自豪无比。大家兴奋过后,问题接踵而至。我工薪阶层低收入的父母,该如何为我筹集那笔高额的出国费用?

  在美国飘泊了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我出国前的欠帐单。在九十年代初期,这笔欠帐单无异于工薪阶层的巨款支出。赔偿五年大学和三年研究生的培养费,赔偿我就职单位的北京户口费,机票,购物,等等。这么一加,为了办出国,我大约需要三万五千元左右的人民币现金。

  三万多现款,在现在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全民低收入的九十年代初期,这绝对是个大数目。我看过一部李阳导演的电影“盲山”。这部反映九十年代初期乡村生活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数据。那时候,农村男花7000人民币就可以买个老婆。这样一算,我的出国费用,相当于为五个乡下男人买老婆的花销。

  我家不是银行,父母更不是印钞机。这三万多块钱,几乎让我的父母愁白了头。为了给我集资,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大伯二伯,几乎全部倾囊相助。一次次的家庭会议,一封封的信函和一个个的求助电话,终于有一天,我的亲人们为我凑足了这笔钱。当所有的现金全部到位后,望着我眼前的那一打打人民币,我感动的几乎落泪。

  为了从家乡取回这笔巨款,他陪着我日夜兼程。为了防止钱在火车上被盗,我们把这些钱分别藏到铁饭盒和我的身上。那夜的火车,如同跨世纪一样漫长。我困得东倒西歪,他累得强忍倦意。为了保护那一饭盒钱,他时不时要和座对面那位面带歹意的人对望。

  三万多的现金,就是这样从东北小城被带到了北京,再转手交给了国家的“吸钱机器”。这笔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为了尽快还债,刚来美国时,我不敢乱花一分钱。只要一收到当月的奖学金,我在扣除必要的花销后,会马上将余额寄回国。出国前,我几乎把全家人拔得一毛不剩,父母穷得几乎连利息都没有了。一想到这些,我在美国怎敢不对金钱敬畏?

  不久前,我家孩子在美国过十六岁生日。随便一花,一千多美金就没了。想当年,为了能借到一千美金,我的父母不得不卑微地求人相助。当我对孩子进行家史教育时,她是否能理解我当年的困窘?

  2/14/10  10:24PM

  希望我能有耐心把这个流水帐写完,以便为今天的学子们提供一些信息和鼓励。谢谢关注。

  已经接到通知,孩子们星期一,二都不上学。哎呀,这可咋办哪。美国家长也在抱怨呢。

  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凡事一直特顺。假如非要找出我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之时,办出国这事值得说道说道。

  一九九零年的初春,中国教育部颁发了一个不利于出国留学的新政策。衙门里的官爷们明确提出,研究生毕业后要为国家服务五年方可漂洋过海留学。

  这个政策刚一出台,很多人的出国梦被即刻击碎。那阵子,我们的研究生宿舍中时常会传出一阵哀鸣。唉呀,咱哥几个姐几个怎么这么倒霉呀。托福考了,GRE单词也背了,申请信发了,这纽约的大苹果,为啥咱非得等五年才能吃着呢。

  一阵躁动之后,大家开始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艰苦卓绝斗争。乍眼看上去,这个政策好像很严格。但仔细研究一下,文件中有一个死角尚可突破。政策中有一个附件,给我们的出国之门开了一条窄缝。文件说,假如申请留学者有海外关系,补交相应罚款后,是可以办理出国留学手续的。

  一提海外关系,我心里就发毛。在那暗无天日的文革时代,我家的海外关系曾经让我的父亲吃尽了苦头。文革那些年,只要有可能,我们是尽量回避提海外关系的。

  没想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多年前的解放前夕,当我的二伯随着上海的一家工厂开始他的台湾之行时,他根本没有想到,海峡两岸的骨肉相隔几达四十年。他更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的侄女要靠他的台属证圆出国梦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在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时真是发挥到了极致。即便是现在,某些学子在申请国外大学时,假成绩单依然大行其道。那当年的我们呢?是不是也有作假行为?

  想当年,在留学政策的重压下,当我们这些渴望出国的学子们终于体会到了海外关系的重要性时,仿佛在一夜之间,北京城一下子便呼拉拉地冒出了很多台属,美属,加属。那时候,如果你想办出国留学,只要你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任何地区有门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你就可以嘿嘿呵呵哈哈地偷着乐几声了。

  当时对我来说,没有台属证,就像现在你没有签证要来美国一样。所以我办理出国留学的第一步,就是要尽快拿下这个小证证。因为我们是这个留学政策的首批执行者,官家对我们的防范还是很严格的。你,我说你呢,我看你像赵本山老家那儿旮瘩的,你怎么会是台属呢。当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时,被验明正身成了我不可避免的一道坎儿。

  真金不怕火炼。不管什么事儿,只要是真的,就不怕任何考验。关键是,我开始办出国手续时,已经是烈日炎炎的七月份了,而录取通知书明确规定九月初开学。假如我不快马加鞭,十个台属证都救不了我。

  抢时间,争速度,尽快把台属证搞好,是我办出国的首要任务。那年夏天,当二伯在台北的家中优哉游哉时,北京来的一个电话,把他彻底搞糊涂了。什么什么?我侄女办出国,非要我的身份证干什么?这大陆,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吧。

  俗话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为了帮助我,一头雾水的二伯赶紧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以最快的速度寄到了北京。当为我周全此事的大伯向我出示这个不起眼的台湾身份证时,我在心里高呼,乌拉,万岁,革命的第一步成功了。

  有了台属身份证,官家还需两大证明。一是证明我父亲和我二伯的兄弟关系,二要证明我和我父亲的父女关系。呵,我二伯和我父亲的兄弟关系在文革期间早就被证实了。否则,我父亲就不会为这个海外关系忍气吞声那么多年。这道手续,好办。我和我父亲的血缘关系,还需证明吗?

  有了这些证明信,似乎还不能满足为我办手续的那位京城女侠。她意味深长地告诉我,现在的假台属太多啦,我不得不严加管范呢。小同学,你要多多理解呀。

  苍天啊,大地啊,咱都办到这份儿上了,咋还不够呢?难道你们非得从DNA水平上证明我们一伙儿人的血缘关系不成?

  最后的关键时刻,我急中生智。我无不激动地对女侠说,哎,麻烦您看看我的学生档案,行不?这个挡案是我刚入学时填的。改革了,开放了,我胆子也变大了。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把台湾二伯填到社会关系里了。我怕节外生枝,更怕女侠难为我,随后我又加了一句,您说说,即使我想做假,我也不会三年前就提前执行吧。那时候,哪有这个规定啊。

  当年办出国手续时,主要是我一人在北京瞎跑。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被领导拒绝我的合理要求。经过大量的反证旁证,我的台属身份终于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同。我的天哪,咱可是费老劲啦。拿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台属证明,再加上那份割钱赔款的收据,我终于可以办出国护照了。

  到了美国后,我遇到过很多台湾来的留学生。最逗的一位台湾同胞曾经不解地问过我,哎,你们大陆人出国,为什么非要我们的身份证呢?我爸爸有好几个大陆老乡,非要我爸爸的身份证不可,说是给他们孩子办出国留学用。哈哈,他不懂,我懂啊。假台属就是这样练成的。

  如今时代进步了,出国手续也简化了。台属证啊台属证,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想起你时,真的是恍若隔世啊。现在的留学生出国,哪有这么多的羁绊。台属证啊台属证,你是否和当年的粮本一样,人们再也不需要你了?

  很久前,网上流行一个关于北京的段子。这段子的大意是说,外地的土皇上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儿小。其实,岂止是当官的到了北京倍感失落,当年我这个穷学生何不如此?

  从东北到了北京城之后,我仿佛从飞出鸡窝的金凤凰一下子又变成了羽毛未丰的小鸡雏。幼稚而又毫不起眼的我,在诺大的北京城里显得那么渺小。初到北京时,在夜深人静的宿舍里,我默默地品尝着想家的滋味,也想起了我大学同学的临别赠言。

  在大学毕业前的晚会上,作为班上唯一进京读研的我,得到了我大学同窗们的真诚祝贺。哎,陈晚同学,到了北京后,你别把我们忘了呀。等你站稳脚跟了,我们以后有事儿找你去。

  同窗的留言言犹在耳,可眼前的现实却不尽人意。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坑坑洼洼的菜户营(医学院所在地),我心目中的北京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暗自悲观地想,我这个来自东北的丑小丫,哪有在北京变成天鹅的可能呀。说不定读研过后,我还得回东北投奔我的大学同学去。

  在心绪不安的紧张情绪中,我迎来了开学上课的第一天。那天到教室一看,我心里一颤。哎哟,很多同班同学比我大姐年龄都大,班上居然还有两个大肚子的孕妇呢。我的近五十名同学当中,有些人属于医学院基础系研究生,大部分人则是北京各大医院的临床研究生。不需远观,细细一看,班上同学们的年纪相差非常悬殊。很多师兄师姐年长我十多岁。再仔细一打听,他们居然是我崇拜的当年77-78级大学生。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如此背景丰富的同学们当中,肯定会有我的榜样人物甚至是贵人。比如,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就是一位77级大学生。在他的眼里,我们应届生纯粹就是个小孩子。这位曾经出过国后又海归的帅哥,常常鼓励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一定要出国看看。多年以后,当我的同学们成了北京某医院的院长,成了北京某出版社的社长时,当我在电视和网络中看到他们风生水起的骄人成就时,我与他们同窗共读的日子,即刻向我走来。

  我们研究生班上的学生组成,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像我这样的应届毕业生,年轻,活泼。一类是工作多年的在职研究生,稳重,成熟。开学第一天,当我和几位应届生嘻嘻哈哈之余,我被前来报道的两位孕妇同学震住了。我心想,女人带着肚子里的孩子,都能读研究生啊。和她们相比,我没有任何生活负担。年纪轻轻的我,假如学不过孕妇,这说不过去呀。我刚来北京时的那种失落感,就这样被我的阿Q精神慢慢赶出了我的心灵之角。

  我们医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是这样设置的。不管是临床的还是基础的,大家在一起统一上一年的基础课。之后,临床研究生奔赴各大医院,基础研究生则继续留校读研。假如你问我,在多年的求学经历中,哪段时间对我的心灵成长影响最大。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在北京读研的那几年,尤其是在医学院本部上基础课的那一年,对我日后求学的影响最大。

  开课以后,随着大家的渐渐熟悉,我对我的同学们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首都医科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北京当地人。众所周知,北京人前卫,他们一直领导着时代的新潮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和他们在一个班里混,我很容易照猫画虎似的盲从他们。我心想,嘿嘿,即便是邯郸学步吧,我也得东施效颦般的走出个猫步出来。我的出国梦,就是我从北京同学那儿学来的第一个猫步。

  刚入学时,当我为侥幸进京而沾沾自喜时,我发现,我的北京同学们却几乎人人手里一本托福书。那时候,还没有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但根据我对我们研究生班的观察,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外地人在往北京挤,北京人在往美国奔。和谐社会下的动态平衡,估计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即便是今天,情形也差不多吧。

  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面,喝的是东北风。进京前,我只知道毕业后争取留京才是我的最大目标。对我来说,出国太遥远了。这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我整天被班上的“托福托福”包围时,终于有一天,托北京同学的福,我认真地动起了出国的念头。

  那时候,虽然北京城出国成风,但我们准备出国考试,要像潜伏的地下党一样隐而不露。为什么呢?托福难,出国难,对这种没把握的事情,是万万不能让导师知道的。假如出国落空,毕业分配再出差错,咱没法见江东父老呀。

  于是,在北京读研的那三年,我一边应付着导师和课题,一边私下苦读英文。关于如何学英文准备托福考试,我会单独再谈。

  没想到,天助我也。三年过后,我不仅顺利毕业留京,我同时收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更没想到,我刚走出国门,我的科研题目还获得了北京市卫生局一等奖。

  现在时常有读者问我,我想出国,该怎么下手啊?你瞧瞧我,当年我这个东北来的笨小丫,在没有任何出国打算的情况下,三年之内,我不仅圆了出国梦,我还居然成了我们研究生班的第一位自费出国留学生。我笨鸟先飞,准备不到三年就走出了国门。假如你聪明伶俐,英文特别棒,又有出国的打算,说不定不出两年,你的生命轨迹可能就会有所改变。

  我一直认为,不管中国现在多么强大,美国多么腐朽没落,出国留学仍然是个值得向往并付诸于实现的一项教育投资。这些年,由于个人兴趣所在,我一直关注着国内大学生的就业危机问题。假如你在国内没后门,专业又没有什么优势,本身又没有什么实力,何不考虑出国一试呢?李开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留学带给我的十件礼物”的文章,感兴趣者不妨读读。

  几天前,当我和我的孩子谈她几年后的大学报考时,我无不感慨地向她建议道,孩子,高中毕业后,你争取去纽约读大学吧。在我眼里,纽约就是中国的北京。在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里,你会觉得孤独,渺小,卑微。但这种令人窒息的力量,一定会激发你努力向上。

  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从事的职业如何,在卑微中进取,这是我们需要的一种自我鼓励的内在力量。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一定要发愤向上。在生活和事业问题上,千万别向海藻似的想一步登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偷工减料走捷径者,一定会输得很惨。

  这几天,我正在阅读著名学者作家季羡林的散文集“这一辈子”。读后,令我感触颇深。书中提到季大师精通12种语言。和大师相比,人家是大象,咱是蚂蚁。来美国漂泊近二十年,我的英文能力虽然应付生活没问题,教育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也可以,但我至今不敢说我已经精通英文了。

  当年的我,出国梦诞生后我要面临的第一关,就是要尽快通过美国研究生院的英文考试。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托福和GRE考试。

  从小到大,我经历考试无数。虽然我没取得过特别骄人的成绩,但在学业竞争中我一直处于领先名次。可惜,一向不把考试当回事的我,当年却被托福吓得半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的英文听力实在糟糕。

  当时我们研究生班的英文课,共有三名老师执教。王老师教我们阅读,殷老师教我们听力,还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孩教我们口语。穿梭于这三个英文课堂之间,排列组合派上了用场。一会儿听,一会儿说,一会儿读,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

  那时我们班上有两名英文课代表。除了我前面提到的那名77级的海归,另外一名英文课代表就是我了。身为英文课代表的我,听力又那么差,这让我既沮丧又有压力。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把这句话活学活用一下,可以演绎成英文课代表听力差劲,全班皆知。

  上大学时,我一直喜欢英文阅读,我曾经读遍了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里的英汉对照小说。在我毕业前一年,学校有一个集体阅读英文报纸“China Daily”的读报班。为了提高阅读能力,我曾参加过几期。大学期间,靠着鹦鹉学舌之功,我也能讲几句中国式英语。所以,进了研究生班之后,英文阅读部分我没问题。我这二把刀的功夫,应付澳大利亚女孩为我们开设的口语课也可以。

  不是我口语好,而是功课太简单。我们所谓的英文口语课,几乎离不开“what is your name?”, “what do you like”这类最简单的问题。印象最深的一次口语课,是澳大利亚女郎问全班同学你们中国人睡觉时穿什么呀,当一位男同学回答”nothing”时,惹得全班哄堂大笑。

  和我的英文阅读和口语能力相比,我的听力实在像个营养不良的婴儿,绝对急需补充大量营养。可谁都明白,一口吃不出个胖子。为了迎头赶上,我非得一点儿一点儿地补奶不可。

  教我们听力的殷老师是个曾经出国镀过金的海归。每次上课,她都把自己打扮得特像美国女郎。每当她开口讲话,冒出一串串我听不懂的英文时,我常常会走神到爪哇国,暗地里悄悄琢磨她从国外带回来的那件马甲。这马甲怎么比衣服还短呢?我在东北没见过。得,这么一走神,就连听不懂的英文我都没听见。我这学习态度,可算是罪大恶极了。

  在准备托福听力考试前,我的耳朵只被下面几类英文磨炼过:“step by step”录音带,“Radio Beijing”的广播,澳大利亚女郎的澳音英文,口语老师的中国式英文。

  值得一提的是那套“step by step”录音带。估计今天的学子们不会用这套英文听力教材了吧。在八十年代末期,这套录音带就是磨炼我们英文耳朵的经典教材。当时学校免费给每名研究生提供一台价值100多元人民币的小录音机。每次课后练英文听力时,我总会把录音带和录音机折磨得半死。一遍遍吱拉吱拉地倒带,一遍遍如听天书般的无奈。最后,机器和录音带被折腾得累了,我烦了。

  虽然我心中的出国梦很清晰,但遇到困难时,我确实打过退堂鼓。毕业留校过京城的生活,当时对我来说很容易,这也是父母对我的期待。留在北京不是挺好的嘛,我何苦遭这个洋罪呢。

  不知为什么,一旦我动起放弃什么的念头时,我总会心生一股重头再来的不服输劲头。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品性,让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了我新一轮的努力。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充电的过程中,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1989年5月13日设在北外西院的托福考场。考试过后,我如卸重担。就在这时,北京城爆发了世人皆知的学生运动。

  那年的夏天,留给我的记忆是永生难忘的。我们医院离天安门广场特近,徒步就可以前行。考完托福后,我本应快马加鞭继续准备GRE。可年轻人爱热闹,我很难抵挡满城风雨的躁动。那时候的每天傍晚,我总会怀着好奇之心,和三三两两的学生前去广场看热闹。这种盲目的人云亦云之心,确实耽误了我的一些学习时间。

  好在我糊涂过后会马上提醒自己,要努力啦,要加油啦。于是,在热热闹闹的北京城,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开始认真地准备GRE考试。

  一看到GRE考试的字汇书,我又傻眼了。几乎和圣经一样厚的字汇书,我怎么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我刚从英文听力的折磨中解放出来,现在我又跳进了GRE字汇的火坑。不容易呀。

  没看GRE字汇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英文阅读能力还可以。看过这些GRE字汇之后,我好像突然变成了英文阅读的文盲。我再次开始严重地怀疑自己,并又有了打退堂鼓的迹象。

  这时候,我的托福考试成绩下来了。我一看,听力部分的成绩依然是我的弱项。尽管如此,我总算达到了申请奖学金的分数线。通过了托福考试,眼看着革命已经成功一半了。对GRE考试,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我稀里糊涂走进了GRE考场。

  也许你会疑惑,你到底考了多少分呀?GRE的数学部分,我大获全胜,考了个满分(800分)。GRE的字汇部分,我只考了420分(满分800)。当时美国大学申请奖学金对GRE的最低要求是,数学和字汇总和达1200分即可。瞧我这成绩,勉强触线儿。

  到了美国以后,当我和我们实验室的美国学生踢母(TIM)闲聊GRE字汇考试时,我真没想到,这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考的还没有我高呢,他只考了300多分。一听到这个消息,咱的自信心绝对大涨。当然,踢母肯定不是美国学生中最优秀的。但非要和美国最优秀的人看齐,那不得累死我。不尽人意时,咱该阿Q就得阿Q。

  准备出国英文考试,我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呢?复习托福,花了五个月;复习GRE,花了四个月。这九个月的光阴,终于融化在我的美国梦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英文考试,并不意味着到了美国后我就会所向无敌。一下飞机就休克,一听英文就发懵,这就是刚出国时的我。那些呜里哇拉的英文,几乎把我置于半聋半哑状态。这种聋哑人的状态,在我拿到美国硕士文凭前一直存在着。

  在美国求学两年多后,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尘埃落地之时,我的导师和我善意地开个玩笑,哎呀,你刚来美国时,咱俩就是鸡同鸭讲啊。

  鸡同鸭讲总比根本不讲要好。人不一定非要磨炼到尽善尽美时,才可以四平八稳地圆梦。除了神,没人能做到任何事情都尽善尽美。这世上,最优秀的和最无能的人,终究只占少数。我们大部分人则处于可进可退的中间状态。是进还是退,全靠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我出国前后,北京满大街都唱着苏芮的这首歌。我在半聋半哑状态时,稀里糊涂就圆了美国梦。我相信,我能做到的事儿,你肯定也能。就像这首歌继续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中学上政治课时,常听老师给我们小屁孩儿大讲特讲辩证法。内外因相辅相成的关系,当时听得我似懂非懂。长大后,我终于慢慢明白,为了成就些大大小小的事儿,内外因确实缺一不可。

  现在的孩子们如果想申请留学,该怎么办?大家一定是通过网络先搜索感兴趣的大学,然后再和他们联系吧。电子邮件既便捷又经济,轻轻一点,申请信就会在瞬间传遍美国各大学院。

  在网络出现以前,申请美国大学可没这么简单。九十年代初期,电脑尚属稀罕之物。我们医院的电脑房,据说是个“闲人免进”之地。不仅要穿白大衣,甚至还要换上拖鞋,我们这些电脑盲才能进出此地一睹电脑的风采。至于如今人人都离不开的网络,那时候咱根本就没听说过。

  为了办出国,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和美国大学尽快挂上钩。隔山望海,投石问路,我们通常会用英文打字机写第一封联络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我对你们学校感兴趣,你们可否给我寄一份申请材料过来?

  听说过“活人能被尿憋死”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好像非得上天入地的折腾才行。比如,写信用的打字机从哪里来?我怎么才能找到美国大学的资料?

  身为在京城没什么根基的北飘族,为了做好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我们比京城的本地户要付出更多的艰辛。那时,四处寻找英文打字机,就是一道让我难解的习题。

  我早就知道,家在北外的伯父家有一台打字机,那是他编辑出版百科全书的工具。每次去伯父家过周末,我总会对那台英文打字机深情地行个注目礼。亲爱的打字机,让我用用你,行吗?

  伯父为人做事向来严谨,我因故对他十分敬畏。观察了好多次,我最终还是没好意思张口向他借用这个宝贝儿。

  转念一想,要不咱自己买个打字机如何?可惜,囊中羞涩的我,腰包里的银子根本不够。没有打字机,就像战士没有枪一样。我没法冲锋,更没法奋勇杀敌呀。无奈之中,我只好继续找啊找啊找啊找,我这不是在找对象,而是天天在找打字机。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无意中听说,我们医院有一个供研究生共享的英文打字机。这台打字机,是大家圆梦必不可少的工具。一个馒头十个人啃,一台打字机十个人用。这得排到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我头上?

  那时候,我们这帮研究生都在暗中使劲儿圆出国梦。所谓梦,就是无法说出的秘密。好梦难圆,好梦只能藏在心底。那时我时常和自己嘀嘀咕咕,万一出国梦碎了,我还得继续留在北京生活呀。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导师知道我的留学打算。

  我的这种心态,和同学们的共同想法是一致的。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为了出国无望时还能留在医院救死扶伤,我们医院的研究生都互相隐瞒心中的那个小算盘。每日见面,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办出国是件大事,长期孤军奋战哪行,好歹咱得找个和我共同研究作战方案的同盟军才好。首先,为了解决打字机的问题,我必须得求助值得信任的同谋。他会是谁呢?

  很幸运,在我们医院,就潜伏着一位值得我信任的贵人。我的大师兄是我堂叔的同班同学。我当年转学到北京时,他为我做了很多周旋工作。由于这种特殊的亲友关系,我首先断定他是值得我信任的战友。当时的问题是,几位穷哈哈的研究生都在抢用这台打字机。等排到我头上时,估计美国都要沦陷了。这可怎么行?

  听到我的难处后,这位长得高高大大的师兄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哈哈,没事儿。这台打字机,你就尽管用吧。别人要是打听这台打字机的下落,我来为你抗着。

  母亲经常说我傻人有傻命。差点儿让我走投无路的英文打字机,就这样被师兄为我解决了。如今我不得不承认,贫穷时惺惺相惜的纯朴友情真的是无比珍贵。

  那段时间,刚好我父亲在北京首钢参与一个合作项目。闲暇之时,父亲会到我们医院与我共度周末。在我窄小的学生宿舍里,父亲见证了我申请留学的第一步。每当我坐在英文打字机前,打出一封封的申请信时,父亲总会和我开开玩笑。哎哟,你这个女特务,又给美国发报啦。嘀嘀答答的打字声,就是我的梦想和希望在歌唱。

  打字机问题解决了,下一步,我怎么才能找到美国大学的资料呢?没有网络的年代,为了找到这些信息,是一定要靠纸媒出版物的。当时刚刚建立的北京图书馆新馆,就是我常去的寻宝之地。

  从天坛附近的医院,骑自行车到离动物园不远的北京图书馆,我这京城走单骑的功夫,还算可以吧。每次出行,我都得在时间上精打细算。我大约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查专业资料,花三分之二的时间查留学信息。为了解除导师对我经常外出的怀疑,出发前,我要把寻找的专业资料先向导师汇报一遍,以获得导师的极大信任和理解。此外,我还要自备一些简单的干粮熬过午饭时间。

  每次一走进北京图书馆,我的内心总会生出一股卑微的无能之感。看到那些浩瀚的留学资料,我仿佛有了蚂蚁想吞大象的无奈。美国有那么多的大学,我真不知自己该从何下手。至于美国大学排名榜,我根本想都不会想。就像盲人摸象似的,不知我自己稀里糊涂摸到的,到底是大象腿呢还是大象鼻子呢。

  忍着时不时涌现出来的无助和自卑感,我强迫自己一页一页地翻,一点儿一点儿地看。一无所知时,我只能盲从自己的直觉,索性来个随机性的圈圈点点。哪个学校名字看着顺眼,我就会把它立即列入第一梯队。听说过以貌取人吧,我这是以名字取学校啊。不管怎样,咱先毕恭毕敬地把学校地址抄下来,回到医院后,我再把它们变成打字机上的一个个字串儿。

  我在北京盲目发申请信,就好像是买彩票一样,能否中彩,全凭运气。当我在北京摸着石头过河时,早我两年去美国的堂兄开始在百忙之中助我。

  网络诞生前的八九十年代,美国各大学的信息栏里,会提供很多美国研究生院的索取信息卡片。这种卡片比明信片略小一号,卡片上有索取大学资料者的姓名地址电话等基本信息。

  自从堂兄在八十年代末出国后,我们经常有通信往来。从他游子思乡的信函中,八十年代留学生的点点滴滴慢慢印在了我的记忆中。打工,送报,上课,想家,堂兄在信中为我展示了他留学时的早期生活。

  为了帮我圆出国梦,他经常会从他就读学校的信息栏中,找到那些大学信息卡片,填上我的姓名和地址后,堂兄会直接为我索取美国大学的申请材料。

  这种犹如一路通天的捷径,为我提供了很多便利。一,我可以免去一封一封打印申请信之劳,二,可以省去我的邮寄费。当时,我的研究生助学金收入只有120元人民币左右。每封申请函,至少要花掉我一顿饭钱呀。寄出一封不知生死的信,两块儿火烧(饼)外加一碗红烧牛肉就没了。三,加快了信函往来速度。那时候,中美单程发送一封信,大约需要十天左右。堂兄在美国直接为我索取材料,轻轻松松就为我省去了近十天的时间。

  从师兄帮我弄打字机,到堂兄为我索取申请材料,这些就是助我圆出国梦的外因。除了我自己的努力,他们的热情相助,不仅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更让我看到了友情亲情的宝贵。

  到了美国之后,我和早我几个月出国的师兄有过电话联络。刚来美国时,为了筹资帮老公办出国探亲,我再次向师兄求助。那年,老公去师兄工作的学校面试研究生院时,他们两人见过面,还在一起吃过饭。那时我恍惚听说,师兄的婚姻似乎在经历一场危机。真无奈呀,好容易出国了,一家子团圆了,却要经历风吹雨打的考验。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从哪天起,师兄渐渐溜出了我的视线。他目前近况如何,我竟一无所知。毕竟是血浓于水,我和堂兄一家的联络,倒是一直从未间断过。他来过我家做客,我拜访过他的德州之家。靠着电话,网络,电子邮件,我们一直在互相关注着。

  假如我现在能见到师兄,我一定会问他,嘿,你还记得那台英文打字机和你借我的一千美金吗?

  十多年前,甘萍唱过一首叫“大哥你好吗”的歌。 今天这首歌不禁浮上了我的心头。我想对杳无音讯的师兄说,“大哥,大哥,你好吗?多年以后是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

  由于XX博客的缘故,我时常会收到国内学子的来信。有人问我,“像我这样的科研背景,可以申请到美国的全额奖学金吗?”

  读完同学们的来信,我不禁心生感叹。和我在国内读研时相比,现在国内学子们的科研水平实在太高了。有的同学甚至在读研期间,就已经在一流的科研杂志上发表过第一作者的文章。我想说的是,假如你真的如此优秀,你不仅要拿到美国的全额奖学金,你还要努力站在本领域的最前端。说不定未来的这个领域,就是你施展才华的天下。

  在今天看来,当年我在国内读研时的课题,真的太落后了。为了应付硕士毕业,在大学期间没搞过一天科研的我,凭着自己的三脚猫功夫,不得不努力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先科普一下我的课题吧。我的实验模型大体轮廓是,在口腔致龋菌的培养液中,放上一个比指甲还小的人体牙片。经过一定时间的细菌培养,我要分析培养液中的产酸量,同时要检查牙片是否有脱钙现象。

  在上述模型中,我的主要任务是测试几种不同食用糖对小牙片的脱钙影响,其中包括蔗糖和当时市场上流行的新开发的田叶菊糖。导师对我的期待是,发现新型糖源田叶菊糖致龋能力最小的证据,并大胆提出它能成为蔗糖代用品的设想。蔗糖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食用糖,它是造成龋齿的罪魁祸首。不管是上海的大白兔还是东北的虾酥糖,那甜甜蜜蜜的滋味,都有蔗糖的功劳。

  刚进实验室,当导师向我提出这个课题的设想时,我不禁疑惑,让初生牛犊的田叶菊糖代替德高望重的蔗糖,哪有那么容易。这好比今天的二奶要推翻大奶一样,不经过浴血奋战的折腾,二奶哪能轻易得逞。

  我虽然对这个课题心生疑惑,但导师的权威是不可违抗的。识时务者为上策。为了拿到学位,高高兴兴服从导师的指导,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在科研室见习观摩一年后,便到了我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重要关头。那时,我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数据,托福和GRE考试也刚刚够线。看到那些有模有样的美国大学入学要求,我严重底气不足,更不知道怎么才能应付那些表格和个人陈述。

  申请去美国读博士时,通常要向系里简介一下自己的科研经历。为了应付对方的要求,在递交申请时没有任何数据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开题报告中的摘要寄给了美国大学:我的课题主要研究几种不同食用糖对口腔龋齿的影响。写完这句,下面我几乎就没词儿了。我只好加了几句展望性质的设想滥竽充数。

  在美国综合大学的生物系,很难找到和我专业完全对口的实验室。为了和生物系接轨,我只能强调自己的微生物和生化背景。就这样,同样的申请信,同样的科研简介,我分别寄给了美国的十几所学校。

  申请信寄出之后,天天查看医院的信箱,便成了我必不可少的功课。非常遗憾的是,直到入学当年的四月份,我连一封录取信都没有收到。这时候的我,仿佛已经接到了留学无望的死亡判决书。面对失败,我十分沮丧。我把托福什么的都扔在一边,我不再努力,不再期待,开始在茫然中准备毕业答辩。

  那段时间,当理想和现实出现错位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无助,时时袭上我的心头。寂静的夜晚,望着窗外不说话的星星,回味着自己在京城近三年的北飘生活,我忍不住泫然泪下。情感的酸涩,留学申请的不顺,论文数据的生死未卜……,这几件事情同时纠缠在我心底,令我茫然若失。

  当时,与我同期申请留学美国的几位同窗学友,几乎全部败走麦城。这样的结局有点儿意外,也有点儿悲惨。尤其是在学生运动刚刚结束的北京城,空中时常飘来一股不稳定的味道。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的心中很难再装下一个安静的书桌。我变得开始怀疑一切,躁动不安的情绪,把我逼到了爱谁谁的悲观心境。那种打不起精神来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濒临死亡。这,不是累死的,而是烦死的。

  时近二十年后,当我在大洋彼岸自己温暖舒适的书房里,有幸读到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的传记时,书中的几句话道出了我当时的感受:“我们生活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中,人们常认为自己的痛苦是独有的,自己的奋争是独有的,于是我们就变得更加自闭”。的确,某段时间的失望和无助,不是某个人的专利,它属于一切为梦想挣扎的年轻人。不说别的地方,仅在那一年的北京城,不知有多少学子的梦想都被扼杀在那个难熬的春季。

  既然出国无望,我得让自己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才行,并争取早日毕业。于是,我重新让自己振作起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毕业答辩的最后冲刺上。为了补上最后一个重要的数据,在导师的建议下,我不得不求助于北京海淀区的中科院生化所。

  那时候,北京城没有满大街出租车的便利。即使是有出租车,估计我也坐不起。从天坛到海淀,我不仅要倒几次车,同时还要照顾好我随身携带的两个冰桶。

  为了样本的新鲜,我把需要分析酸含量的细菌培养液试管,像码冰棍儿一样,小心翼翼地塞进了那个和暖瓶一样大的冰桶中。上车下车,我一定要轻拿轻放这两个宝贝儿。有一天中转等车时,在京城昏暗的灯光下,不知详情的过路人,还以为我是卖冰棍儿的呢。

  没想到,冰棍儿我没卖成,我却被卖到了美国。当我在忙忙碌碌中忽视失败和所谓的痛苦时,有一天,惊喜突然向我走来。当年四月底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此生难忘的美国来信。美国俄亥俄大学生物系,已经录取我为当年秋季的博士生。学校不仅免除了我的全部学费,还为我提供每年一万美金的助教工资。

  在绝望中忽然传来了好消息,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一样。也好比你一贫如洗时,忽然发现裤兜里还有一千美金时一样。不难想象,我的内心被巨大的惊喜瞬间填满。这个好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我东北的家中。喜讯传来,父母与我一样惊喜。他们自豪地告诉我,看,凭着自己努力,你一定能行。

  父母的话,说的并不完全准确。就像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所言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友谊更有价值了。没有友谊,你将一事无成。”。的确,没有朋友的帮助,我的留学计划至少要晚成功几年。

  当我在北京行色匆匆东奔西走时,那年四月初刚去美国俄亥俄大学探亲的好友小罗和她的丈夫,正在美国无私地助我。小罗的丈夫当时正从师于俄亥俄大学生物系负责招生的教授。在他的推荐下,我的名字就这样在众多的申请信中被招生的教授挑了出来。

  来美国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过走后门的经历。我初来美国时的录取,是否属于走后门之列,我不得而知。假如我的托福和GRE没通过录取分数线,即使我在生物系有十个朋友,他们都帮不了我。朋友就像是化学反应时的催化剂,在我们人生形形色色的跋涉过程中,朋友的存在加快了我们成功的脚步。需要点石成金时,朋友就是那只无人能解的神魔手。

  我的留学申请经历让我深深懂得,除了不懈的努力,我们还要学会耐心等待。在等待中,我们来看事情最终将如何发展。另外,在前行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忽视任何一份友情和感动。你想象不到,什么人会在什么时候会以何种形式来帮助你。

  我当年读书时,非常喜欢程琳演唱过的一首歌,“趁你还年轻”。今天的孩子们,你们听过这首歌吗?

  也许你不相信 你也许没留意

  有多少人羡慕你 羡慕你年轻

  这世界属于你 只因为你年轻

  你可得要抓得紧 回头不容易

  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

  只因为他们曾经也年轻

  你可明白什么道理有人嫉妒你

  只因为他们不能抓得紧

  趁你还不需要反来覆去

  考虑又考虑

  趁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叹气

  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

  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

  因为年轻,我们才敢于梦想。因为年轻,我们才会无所畏惧。不管我们多么卑微和渺小,总有一个地方最后会收留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梦的故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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