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性侵幼女案:最早受害者关键时刻失踪(组图)

受害者家属至今不知案件详情

4月8日，备受瞩目的“习水嫖宿幼女案件”开庭审理。庭审过程持续十余个小时。案件源于2008年8月15日，习水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到一女子报案称女儿被强奸。10月底，遵义市公安局专案组8名民警悄悄进入习水县秘密调查取证，10天后向习水县领导通报“8·15”情况，案件得以侦破，依法执行逮捕7人，其中6人涉嫌嫖宿幼女罪，在职公职人员5名，经公安机关查明，先后有11名女生被胁迫卖淫，其中未满14岁的有3人。

本报记者迅速赶赴当地。4月9日凌晨，原计划为期2天的“习水嫖宿幼女案”庭审被压缩至1天便匆匆结束，最终未宣布判决结果。

聚集在法院门口的人群和媒体渐渐散去，但民间对这一恶劣事件的道德“庭审”仍在继续。

案发地之一老司法局宿舍。

3名受害幼女中，李瑜跟随母亲远走他方，康倩离家出走不见踪影，而王清生活在学校重重保护之下。因为迅速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她们内心真正遭受的痛苦人们无从获知。成人社会的交易，因她们的卷入，更显残酷。

上周四，事发学校玉淮中学反应平静，但之前可随意进出的大门被严格看守，每天都有老师在门口“督阵”。这是“习水嫖宿幼女案”庭审后学校第一个公休日，除小部分学生留校外，大部分都放假回家了。负责人说，为防止各校学生“串门”，特意把休息时间错开。

相比其他中学，玉淮中学偏安一隅，依山而建，地势相对较高。但因为县城不大，离中心地带其实不到600米。

父亲: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当地人认为，嫖宿幼女的事情至少存在了几年的时间，只是在一位愤怒的母亲举报之后才浮出水面。

庭审中，受害女孩王清作证的时间不足一分钟，但披露的事实已足以令人震惊。庭审过后，寻找各方线索的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

出庭作证的受害女孩王清目前在学校，但从老师到学生，都对此事避而不谈。王清母亲曾向记者询问王清的去向，王清父亲则婉拒了记者采访。

受害女孩康倩从春节过后便离家出走，父亲多次寻找未果。庭审过后，再没有人在习水县城见到康倩的踪迹，此前唯一能联系的手机也已停机。

最先揭露罪案的受害女孩李瑜的母亲，已经带着女儿远走浙江，让其成年后再回习水。有人曾从习水打电话给她，称坐牢出来也不会放过她。

被告中唯一一名教师冯支洋的家属挂断了记者的电话。有受害者的家属接到有关部门“打招呼”:接受采访要经过批准才行。

康倩父亲康勇是目前人在习水、唯一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女孩家属。几天来他都只睡了2个小时。打拼多年，身为包工头的他说自己不怕打击报复，但担心日后的生存。其他媒体的记者则称他为“最有血性的爸爸”。

采访伊始，康勇一直在问:“你们能把他们掀翻吗？是不是也像有的媒体那样走走过场就完了？”冒险接受采访，在他来说是孤注一掷。和记者交流时，他会认真地看记者的反应和回答，然后才谨慎地回答。

“你们能帮我的就是帮我找到康倩。”春节过后，县城里还有朋友偶尔遇到康倩，然而庭审之后就再也没有女儿的消息。而此时，与康倩相关的习水县人大代表、利民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母明忠涉嫌嫖宿幼女案尚未审理。“你们知道我女儿指证的那个人是谁吗？”

4月8日开庭当天，他拿着身份证明到法院要求参加庭审遭到拒绝。即使案发后康倩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康勇都不在场，对案情也并不了解，事后，康倩也从没告诉父亲。

王清的父亲和李瑜的母亲都说:“对有的事情我们的确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感到很痛心。”康勇听到的最新消息是，康倩有可能不指证了。

事实上，康倩离家出走的次数很多，这次时间最长，也是康勇心里最没底的一次，因为到处都打听不到女儿的消息。

他的焦急写在脸上。“但我是她的父亲，我不管谁管？”并且愈发担忧:康倩是不是被控制起来了？还是自愿离开？为什么在庭审即将开始的时候失去消息？

康倩是什么样的女孩？她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和天空失去了联系。

女孩:铁链锁不住离家无数次

康勇长得很清秀，康倩是长女，街坊邻居都说康倩和父亲长得像，连性格也一样调皮。

康倩5岁那年，康勇离开老家到县城包工程。康倩“没有大人照顾，就跟外面的坏孩子学坏了。如果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就在家种田养家守着她，可3个孩子要养，我怎么可能不工作？”

康倩上四年级那年，康勇第一次打了女儿。他比划着当时打孩子的泥块大小，事隔多年言语中仍然有些疼惜。那次，康倩拿了邻居家200元，“如果她和我说实话，爸爸我错了，我是不会打她的。”

后来，康倩开始逃学。康勇三天两头接到老师的电话。“我四处找她，没过几天又跑了。”从此，父女开始了漫长的“游戏”。

从小学到初一，康倩一共换了9所学校，结识的社会朋友也越来越多，离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有时一跑就是两个月。

“有一次我把她的头发剪得乱乱的，她才老老实实在家待上一阵。不久后又不回家过夜，后来我买了条铁链，把她锁在房间的窗子上，离床很近，她还可以睡觉。”康勇说，这样锁不住女儿的心。

事实上，康勇寻找康倩的过程，慢慢演变成一个父亲和某种社会势力的冲撞。今年快过年时，康倩带着妹妹离家，康勇一周后才在一个外号叫“尔东正”的人家里找到，他当场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正月十一，康倩又离家，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另外一名受害女孩王清，个子高高，漂亮但稚气未脱。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离了婚，先后再婚。

在同学的眼里，王清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女孩，很开朗，学习成绩也不错。她的亲生母亲现在在广州打工，在开庭时也没有出现。父亲高中毕业，开了习水最大的一家物流公司。他很疼女儿，会去学校看望。然而，生意也很繁忙。

在旁人眼里，王清很单纯，喜爱打扮，容易上当。去年，在当地老司法局家属楼3楼，王清被一个叫冯支洋的教师夺走了第一次。现在她还经常做噩梦，“梦里许多陌生人用鞭子抽我，我声嘶力竭地呼救，却只引来旁观者的哄堂大笑”。

王清的父亲婉拒了记者的采访。熟人说，他现在很痛苦。

争议:最早受害者关键时刻失踪

康勇知道女儿被欺负，还是去年10月份专案组来电。“康倩和朋友一起到深圳去打工，公安局让我找她回来辨认嫖客。可她一句话都不肯说，也不承认被男人欺负过。”

时间倒流，康倩6年级时就认识了涉案的另一被告凌熊。经警方调查，2007年10月，37岁的社会无业人员袁莉、14岁的辍学女孩雷丽及其15岁的男友凌熊3人商量，由袁莉负责提供场所并联系嫖客，雷丽和凌熊负责寻找女学生带到位于习水县城关老司法局家属楼的袁莉家中。

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期间，雷丽和凌熊先后在县城的3所中学和一所小学门口附近守候，多次将李瑜、康倩、王清等10多名中小学女生（多名女生当时未满14周岁）挟持、哄骗到偏僻处，以要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威胁手段胁迫到袁莉家中。

康倩就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也是知道最多的人”。她近两次失踪都是在案件关键阶段，这让康勇不得不有所怀疑。4月9日，康勇去派出所报案。接报的民警说，“你姑娘不听话，可能去耍朋友了，在街上看到我就通知你。”

然而，目前关于案件仍存争议。当地检察机关以“嫖宿幼女罪”起诉，理由是量刑起点比强奸罪高。但这是否对受害女孩公平尚无定论。

让人无法忽视的是受害女孩与被告之间巨大的年龄和势力差异。习水县公安局局长陶冬此前透露，除被起诉的8人外，警方还依法对嫖娼的违法行为人李某、班某等9人进行了治安处罚。“这些人中，既有煤老板、个体户，也有普通市民、农民等，他们在袁莉家里嫖宿的是社会上的卖淫女。”陶说，对他们处罚的金额从2000元至5000元不等。

“康倩是受害者。再怎么样，她也是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参与在里面，只能是被胁迫的。”康勇说。

“康倩坏掉了。”康勇曾经这样比喻。当记者就这个问题追问时，他说，康倩始终是他的女儿，如果有学校能够教好康倩，他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康倩去。王清家人也表示想为王清找一家封闭的学校。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受害者及家属及未成年被告均为化名。应家属要求，尔东正亦为化名）

习水见闻

学生聚居民宅 夜店内有乾坤

习水的街道繁华如常。

夜幕降临，街边“黑旅社”拉客的人仍然活跃。“风声很紧”的结果之一是“现在很缺人”。本报记者在习水蹲守多日，专访受害者家属却发现他们甚至不知道“欺负”自家孩子的人是谁，所到之处常能接到当地群众申诉。

各种有关权力、金钱的传闻弥漫在习水——这个依赖煤矿、习酒闻名致富的县城，让“习水嫖宿幼女案”更显扑朔迷离。

多日来在当地的所见所闻被整理成以下报道，为读者带来“习水嫖宿幼女案”庭审结束之后的世间百态。

学生:“住学校费用太贵”

在玉淮中学周围，每天都能看到一道独特景观:放学时间，大量学生从校园涌出，穿过狭窄的泥泞小路，消失在周边密密匝匝的民宅里；上学时间，又在民宅外会聚起来。

与受害人王清同班的初二女生林仪每天都要经过一条狭长、阴暗的巷子。她告诉记者，因为乡下的教学质量不太好，父母又在外面打工，所以她和两个读小学的弟弟就来了这里。她每天的生活除上学外，最重要的就是为两个弟弟做好三餐。

据观察，像林仪一样的学生不少于100人，约占玉淮中学总人数的1/5。他们不愿住校的原因主要是太贵，“每天要8元”，而民宅的租价多在200~400元/年不等。

学生们多是两三人一起合租，两名合租的高一女生说，住校“不自由”，根据学校规定，住读学生非假期不允许出校门。

对于学校最近发生的事，她们大多表示“没听说”。而学校负责人李老师告诉记者，最近学校内部正在进行集中整顿。

玉淮中学是习水县著名的私立中学，记者在校门的墙体上看到，去年高考县理科状元还花落此处。很多家长都冲着“高升学率”和“管理严格”而来，包括王清的爸爸。

在习水，私立学校不论在数量和招生规模上都不输于公立学校。因为当地拥有丰厚的煤矿资源，年产量200万吨，还有大量酒厂，以及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家长带着孩子在习水打工，就进入私立学校。”李老师说。不过，这导致学生的流失率很高。

事情发生了这么久，王清的同班同学张亚的妈妈还未听说。她也在民宅租了几间房，每天的任务就是照看几个孩子。像她这样的妈妈在习水并不多见，多数年纪大的孩子都没有家长的照顾而是和同学合租。

在当地，因为生意火爆，这些民宅越建越多，已形成产业规模。大大小小，新旧不一的房子“挤”在一起，一眼望去密不透风。

生态:人称“小香港”“小台湾”

离学校不到600米之处，就是习水老县城的商业交通旺地。

在贵州，习水是“出了名的有钱人多的地方”。外地人也多，都是来“淘金”的。一个从重庆来开面包房的老板说，“在贵州，习水租铺的价格是除了贵阳外最贵的地方。”

“每个月1000多元，算中等收入了。”的士司机张师傅说，习水的消费水平高，中心区的房价已达1300元。周末，佳和市场、新华桥附近都人声鼎沸，生意红火。

习水在这一带被传为“小香港”、“小台湾”。不过获此称号的原因主要在于发达的服务业和娱乐产业。在商业街上，“三步一宾馆，五步一发廊”的景象甚为显眼，此外是大量茶楼、游戏机室、网吧。

“8·15”出事地点之一的东方大酒店就在连接两条商业街的中心地带，车流量大，交通便利，正是学生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

农贸家具市场更是一派繁华景象。在小巷深处都能找到广告招摇的“KTV”，或外形简陋低档的歌舞厅、理发店、按摩房。

庭审结束后，记者听闻，当地嫖宿幼女的事情并不少见。当地人告诉记者，拿从事色情活动的洗浴中心为例，女孩擦身60元，女孩全裸擦身100元，“全套服务”150元。

4月12日23时左右，经当地人指点，记者来到新车站斜对面一家小旅社。入口狭窄，一个人就可以堵住出口。偶尔有浓妆的女孩走过，二楼是由普通民居改装的旅社。

老板告诉记者，最近“风声很紧”，附近的旅社都缺人，“有多少要多少”。“没结婚的一次70元，结了婚生了孩子一次是50元，包夜要150元。一个月挣五六千元没问题。”她说，现在有两个16岁女孩就住在这里，每天住宿费20元，一天能挣四五百元。

对于幼女，老板说，最近管得很紧不太方便，“如果看起来成熟点的话也要，身份证可以伪造。”小女孩一次100元，包夜200元。

随后，记者来到桂花路上，一家比较有名气的按摩院正在招收学徒。老板介绍说，正规按摩可以提成二三十元，如果做“快餐”的话，一次100元，她收提成30元。

记者手记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

如果不是“8·15”事件的曝光，这个位于贵州北部、地处川、黔、渝相交之处的偏僻小县习水，还依旧保持着“黔北煤海”、“美酒飘香”的红色经典形象。

与之相距甚远的是，习水虽名为“水”，却一直和煤炭结缘，作为全国煤炭开发重点县，储煤面积达920平方公里，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运煤车在县里穿过。如果不是四月的阴雨绵绵，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不会有片刻的静止和沉淀，整个县就像“泡”在煤灰里一样。

和运煤车一样脏的还有习水的的士，每天在劈山为界的新、老两区之间穿梭，司机最大的特权是只要顺路，随时载人，而且蛮横“有理”地说出租车可以不出具发票。

更让人不解的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只要能认出是记者的人，都会主动上前求助，短短两天时间内，记者就接到了5单“报料”，内容涉及“拐卖”、“征地”等。有人说，很多案件在报告之后，都不能得到及时反馈，他们也向更高的部门写过信，但很多时候都是石沉大海。也许他们把记者当作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8·15”案件庭审结束后各路媒体很快就消散了，经历了一阵风暴后，习水人民又回归到生活原来的轨道，一切都在正常继续。

外界轰轰烈烈的争论一拨又一拨掀起时，被害女生及其家属却开始淡出视线:一位母亲带着女儿离开了习水，一位父亲至今找不到失踪的女儿；还有一位被曝光的女孩，她父亲因为“还要在这里继续生存”不愿意出来说话。

记者辗转联系到其中一名受害女生的父亲，这位愿意出来说话的父亲，最大的顾虑竟然是你们的报道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本人已经受到了一些压力。

案发地东方大酒店，生意丝毫没受到影响。而老司法局宿舍三楼的那间宿舍已无人居住，房间里传出装修的声音。住户们提到这件事情也讳莫如深，纷纷表示从不知道楼上这间房在做这等“勾当”。在民间版本中，那个拿钱把自己从公安局赎出来的煤老板的外貌特征、风流韵事也被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最后的宣判在即，而习水却异常平静。如这位勇敢站出来说话的父亲疑惑一样，事情究竟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事情会不会最终在平静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