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政客埃尔多安
强人埃尔多安的崛起改变了游戏的轨道,他长于笼络盟友,也善于打击对手,是天生的政治人物。自认为权利巩固的他还开始对军方下手:
埃尔多安上台后,前几年先在军警、情报和法院系统里安插同情自己的人,然后下令这些关键部门的人员去调查反对他们的世俗派。
2008年,土耳其官方开始调查一宗据称是几年前由军人主导的代号为“大锤”的秘谋政变计划。
在“大锤”案中,几百名高级军官(包括前参谋总长和陆、海、空军司令)、警官、法官被起诉,大多数被判重刑;许多现役军官也被迫退休。
埃尔多安对土耳其民情和舆情的操控与把握是很到位的,农村是保守派的大票仓,而对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的需求成了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正发党正是利用这种民意,一步步限制和排挤军方代表的世俗集团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有两层重要的意义:
(1)结束了长期以来平民政治屡屡被军事政变(干预)所打断的历史;
(2)通过打压军方的政治影响力,为保守的伊斯兰势力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巩固了其在保守的、宗教虔诚的选民中的地位。
2010年土耳其修宪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限制了军队的权力,清洗了大量高级军官,由文人掌管军队。同时在军队中提拔安置大量支持其执政路线的军官。
在土耳其,凯末尔发动革命,强力推动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并奠定了军方作为世俗化方向的守护者的地位。
但到了埃尔多安时代,军队的“监国”地位被废黜了,再难有将军可以发动政变,顺利清除那些靠选举上台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埃尔多安崛起的经济背景
马克思有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埃尔多安取得了如此之多的成就,不得不提他背后的那些社会经济因素。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周边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变,大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商务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土耳其一方面和俄罗斯的关系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和伊朗也增加了文化与商务往来,而对南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则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令许多土耳其人体认到,土耳其毕竟是大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大国。
在经济上,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的中小企业过去从政府的工商政策中得不到好处,但近年来在对伊朗、埃及、高加索和中亚各国的贸易中展示了地理、文化和技术优势,增强了自信也增加了利润。
而这些开始蓬勃的企业又在正义发展党执政后推出的许多基建项目中大大提高了竞标的成功率,得到了政府的照顾。
可以说,埃尔多安和正义发展党的选民基础是安纳托利亚的虔诚穆斯林,特别是与中小企业有关的人口。这些人的企业以及他们所管理的(穆斯林社会非常普遍的)慈善基金(Vakf)因此成为正义发展党的主要捐献者。
在具有伊斯兰信仰的大量人口中,有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正义发展党,也有和主要从事社会和文化活动的葛兰运动。
在争取选票和财政支持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葛兰运动(包括与之相关的电视、报纸、电台)对正义发展党的支持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葛兰运动的支持,正义发展党和埃尔多安当初就未必能够上台执政。
这就是埃尔多安能长袖善舞,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盟友到仇敌
随着权力的巩固,埃尔多安和葛兰这两位曾经联手对付世俗派精英的伊斯兰主义活动家之间出现了分歧。
2013年,葛兰系统的报纸刊出三名内阁部长贪污的调查报道;这三人被起诉并且认罪后,埃尔多安不得不撤换了(包括这三人在内的)十名内阁部长,
但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指称葛兰集团控制着一个包括军人,警官,法官和媒体从业员的“平行政府”。葛兰运动的媒体则开始指控埃尔多安独裁贪污,背离民主。
当土耳其的西化世俗派几乎溃不成军时,原来的伊斯兰主义盟友之间出现龃龉,终于变成了对手。
最新的结果就是,埃尔多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次政变的领导人就是葛兰运动成员,最近因为而被解雇而发动政变。
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把事件定性成黑吃黑,容易博得同情。
不论当事人是否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政治上的竞争法则在21世纪的土耳其又一次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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