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国军妻子:被孙立人特赦的女伯爵间谍(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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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籍女谍案”曝光，立刻成为当时报刊的抢手新闻。在广州、上海和香港，《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都刊登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新闻标题有比较客观的“意籍女郎贝安卡以间谍嫌疑被捕”(《中央日报》)，“贝安卡被捕了，这个美丽的女间谍”，“贝安卡真是一个女间谍?”(《申报》)，也有加油添醋的小报“内幕”。

　　广州的地方小报还有把几个不同的女间谍故事穿插在一起的描述。有说贝安加是心肠狠毒的“蛇蝎美人”，有说她年纪很小就接受墨索里尼情报部的训练，是意日的双重间谍。有说她是纳粹党徒，含情脉脉的眼神，勾魂摄魄。这些渲染的报道，登在广州的大小报刊上，成为茶楼酒馆，小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

　　当时，有人拿她来和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相比，或者和那个时期著名的纳粹女谍相比。因为贝安加是意大利女郎嫁给中国夫婿，也有人拿她同蒋百里的日籍夫人来相比。结论是，蒋百里夫人左梅(日文名为佐藤屋登)在抗日战争的环境里，韬光养晦，默默生活在蒋百里身边，相夫教子，而贝安加却生活浪荡，甘为日本人做情报工作。

　　我父亲当年是受到蒋百里的精神感召而回国抗日的，见到这样的评论想必十分难过。

　　有关父亲的身世也很快被广州的报纸挖掘出来。说他是广东新会人，缅甸抗日战争英雄，新一军高参，搜索营营长，孙立人身边的得力助手，起死回生(父亲在反攻缅北战役曾负伤获救)……

　　从贝安加被关在战犯拘留所开始，父亲就不得不为贝安加澄清谣传，公开辩护。根据《申报》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报道，他强调贝安加的被捕是“美貌招祸”，贝安加不可能是间谍。我父亲说，一九三八年他带着贝安加和两个孩子从罗马返国，他曾将贝安加安置在贵州的都匀，在那儿住了两年，因为飞机天天轰炸，只好迁往桂林，在桂林仍然是受着敌机的威胁，于是他便又将她送往香港。到香港又因欧战已经爆发，英政府将贝安加驱逐，于是她到了上海，从那时便与西门认识(按：此处记者所载可能会有误解，贝安加应该是从上海到广州寻夫的过程中，在广州与西门认识)。

　　不久她听到丈夫在缅甸战死的消息，为了生活，为了孩子，她不得不跟西门同居。到日本将要投降的时候，为孩子的病，她从广州回到上海。战事告终，她从一位曾经和她丈夫在缅甸一起作战的美军少校口里，知道她的丈夫已回到广州了，她于是很高兴地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回到广州，可是到广州后仍找不到她的丈夫，旅馆又找不到房间，她只好走到沙面，住在西门那里，可是当时她已经被当局认为有间谍嫌疑，早被监视了。

　　面对新闻记者的提问，我父亲指出，贝安加是受到法国领事西门的牵累，因为西门属于战时的法国维希政府，那个政府是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战后美方要调查西门在战争时期与日本人在情报方面的勾结。

　　贝安加与谭展超的结婚照

　　我父亲特别强调，贝安加是有四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她出身贵族，犯不着当间谍。贝安加来往广州上海是坐民航机，是依照正当手续向日本军部申请的。而她与日本人来往，纯为申请护照。日本人觉得她美貌，找了很多麻烦，故意耽搁。贝安加被日本人前后拘禁四次，因她是重庆军官的妻子，被怀疑为重庆间谍，由此可见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她与西门同居也纯粹是为生活所迫。在广州可以找到的证人有法国领事馆的秘书和一个日本人。证明她是好人的证人，在上海更多。

　　《申报》发布了我父亲为贝安加公开申辩的内容，并表示我父亲既然再三说她是因为美貌而招祸，这样很容易使这个间谍案转变为桃色新闻案情。“贝安卡究竟是不是女间谍呢?”大家都不禁疑惑。

　　显然，我父亲最初在为贝安加申辩时，还不知道他的儿子乔纳森已在上海感染狂犬病夭折了。在上海出生的艾洛玛，是他从未见过的。贝安加在战犯拘留所中把在上海发生的悲喜事告诉了他：“艾洛玛是多么可爱的娃娃，长得真像你。”她对父亲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