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中被上海市民称为“杀人魔窟”的76号是真实存在的。1938年，上海的汉奸和日本人不断被刺杀，日寇扶植的汪伪势力委任丁默邨、李士群负责筹建特工总部，地点就设在极斯菲尔路76号。76号成立后，疯狂镇压抗日运动，残害人民，杀害了多名爱国人士。此时，袁殊接到了军统的命令——“干掉李士群”。
李士群自己常搞暗杀活动，自己也防着被暗杀，因此居无定所，出没无常。袁殊决定采用挖掘地道的方法，直接将76号特工总部“一锅端”。他亲自侦察地形，绘制了地图，计划也得到了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澎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并且供出了这个计划。袁殊随即被捕。
袁殊过去跟李士群其实也有交往。但这次袁殊要暗杀李士群，李士群十分恼怒，袁殊危在旦夕。
此时的袁殊已经具备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立即在自己的几重身份中找到了最能给李士群施加压力的一个，也就是日本领事馆情报员。于是，他暗中设法将自己被李士群逮捕的消息传递给了岩井英一。
不谋而合的是，潘汉年在得知袁殊被捕后，想到的办法也是利用他日本领事馆情报员的身份，请袁殊妻子马景星给岩井英一打电话求援。果然，袁殊被76号关押了一个月之后，已经是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出面将袁殊移交外务省情报系统审查。
岩井英一为何愿意从76号特工总部“营救”中国人袁殊？一方面，岩井英一代表的日本外务省与76号背后的日本军方闹派系闹得厉害，互相有竞争有矛盾；另一方面，深谙“以华制华”之道的岩井英一还想在新的政治和文化层面利用袁殊这个懂日语、能写文章、能搞活动的中国人。
“严军光”
从76号脱险后，袁殊住在岩井英一为其安排的百老汇大厦，身边还有岩井英一的两个部下明为“保护”实则监控。没过多久，岩井英一便要求袁殊写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这其实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从幕后的情报人员变成公众面前的“落水汉奸”——这可是事关民族气节的大事，袁殊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设法向潘汉年汇报。在潘汉年的授意下，他将计就计，走上了一生中最扑朔迷离、最艰难的一段历程。
面对岩井英一，袁殊以军统人员的身份答应与其合作。没过几天，他就写成了《兴亚建国论》一文，概括了他和岩井英一“商谈”的关于中日大局的“意见”，1939年11月，文章在中日各大报刊发表。这篇文章的署名本是袁殊的假名“严军光”，但后来李士群把“严军光即袁殊”的消息张扬开来，再加上报纸上印刷的签名手迹是许多人都熟悉的，从此，大家都知道袁殊“落水”了。
面对军统，袁殊则悄悄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英一的营救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将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抗日做贡献。戴笠果然回信慰勉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此后，袁殊和重庆方面也就一直保持联系。
如此，袁殊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上，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以及日本人的多方关系。而这一切的幕后，是潘汉年和袁殊串的“一回戏”。这出戏，袁殊一直演到抗战胜利。
《兴亚建国论》发表后，岩井英一扶持袁殊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作为掣肘汪精卫的另一汉奸派系；随后又让袁殊负责“岩井公馆”，作为日本特工机关。后来，袁殊还曾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教育学院院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伪职。
袁殊在1984年的回忆文章《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中，特意解释了“严军光”的含义：“‘严’与‘年’谐音……这个化名的含义，就是表示我受潘汉年同志的委托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但是在当年的上海，人们只知道袁殊“落水”了。
他和潘汉年一起，将地下党员陈孚木、恽逸群、翁从六等安插进“岩井公馆”，获得了多个重大的军事战略情报。潘汉年甚至在“岩井公馆”设立了一个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有一次有人向袁殊报告说电台可疑，结果被训斥了一顿。电台设立了10个月，最终因敌方盘查过严而转移。
在担任“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期间，袁殊按照潘汉年指示，及时向党组织提供了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据袁殊的回忆文章，他将日军开始清乡的情报告诉潘汉年后，新四军“在清乡重点地区的一支部队，随即在群众的协助之下，准备了大量的方桌和门板，在夜里从桌板上跳过竹篱笆撤离了。”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宝根自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袁殊，为查阅一手资料，他曾到北京、南京、重庆、台北等多个城市查找档案，还翻阅了日文版的岩井英一回忆录。孙宝根告诉记者，据岩井英一回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孙宝根在《中共史上最传奇的间谍——袁殊》一文中写道：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这些情报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日军决定放弃“北进”计划而改为“南进”战略。所谓“南进”，即向东南亚扩张，以便独霸西太平洋；所谓“北进”，是北攻苏联，以霸占整个亚洲。1940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通过访日期间的见闻，加上对日本间谍的活动加以分析，袁殊判断日本即将南进，他将这一重要战略情报汇报给潘汉年，潘汉年转报延安，中共把这项情报通知莫斯科。几乎在同一时期，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也在日本东京获得同样的战略情报。当时，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在西线布置兵力的同时，为防止日军“北进”，不得不抽调兵力到远东。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这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至于孙宝根提到的活动经费，袁殊晚年也回忆道：“几年中我供给潘大量经费（由翁从六经手）……我一次就给翁廿五万元老法币，作《救亡日报》购买印刷器材的费用，当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深知内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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