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间谍”袁殊曾效力中共14年 后入狱20载(图)

　　他是日本“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而他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中共建政后，他因卷入潘汉年案系狱20载，他叫袁殊。

　　本文摘自2015年12月29日《北京日报》，作者杨丽娟，原题为《五重间谍——历史上真实的“伪装者”袁殊》。

1939年秋，袁殊摄于上海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写照。在电视剧外，一位真实存在且比明楼更加传奇的“伪装者”，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被人们关注。

　　他是日方“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而他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他叫袁殊。

　　如果没有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单纯的文人、学者，留名文学史或新闻史。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留下了“五重间谍”的传奇身份，也经历了一生命运的坎坷曲折。抗战结束回归解放区时，就有人说他是 “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因卷入潘汉年案系狱20载，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就连他的子女，都曾对他的政治面目疑虑重重。

　　《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父亲是个“谜”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自武汉北上的列车里，只剩下一位老者还没下车，他透过车窗向外张望着。站台上，一名中年男子已经等得有点着急，他猛然看到了老者，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你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被叫作曾龙的中年男子，看着眼前阔别22年之久的父亲袁殊，甚至叫不出“爸爸”两个字。多年后，回忆起第一次回京探亲的父亲，曾龙在《我的父亲袁殊》一书中写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者，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地陷了下去……他和我记忆中的父亲完全判若两人。”

　　从子女身边消失了22年的袁殊，终于归来了。曾龙却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袁殊的身份是一个长达20多年未能解开的谜。他回来了，“谜”还未得解。

　　在曾龙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名叫曾达斋，是一个革命军人。直到1955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和往常一样从学校回家，却被家人告知：父亲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现尚未定性。当年不满11岁的曾龙对此似懂非懂，茫然无措。此后很多年，他都不知父亲关押何处、定了什么罪、判了多少年刑。

　　这样的家庭变故，给曾龙带来的直接麻烦是填表问题。小学毕业时，他托词父亲出差把登记表交给班主任处理。1961年，曾龙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出身问题无法再回避。他只好写信给当时已与父亲离婚、在上海工作的母亲，询问父亲的政治情况。母亲的回信非常简单。就是从这封仅一页的回信中，曾龙才第一次了解名为袁殊而非曾达斋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军统、做过区伪教育厅长、1945年到解放区等。这份履历，让曾龙眼中的父亲更加神秘：解放后在军队系统工作的父亲曾达斋，与当过“汉奸”“特务”的袁殊，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年岁渐长，曾龙逐渐从奶奶口中了解了袁殊更多的身世。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谋生，12岁时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机缘巧合得以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军，但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使他悲愤不已，随即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乱世之中，几经周折，袁殊最终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并与左翼文学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而后，便是曾龙看到的履历表上的一串经历。

　　曾龙后来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留日时的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些“收获”都成了他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助力。

　　而逐渐勾勒出父亲人生轨迹的曾龙，当年更是无法理解，袁殊到底是怎样完成“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的身份切换？他到底是“落水”的“汉奸文人”，还是不惜个人荣辱的地下革命战士？

　　父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20多年，曾龙本以为，这样的疑惑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没想到，1977年，袁殊突然回京探亲了。

　　原来，1955年袁殊被捕后，拘留审查了10年，1965年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值“文革”，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又被解送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劳动改造“就业”。此后几年，袁殊才开始与北京的子女通信联系、回京探亲。

　　袁殊第一次回京探亲，就先让子女们传阅了1965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而后，他才开始解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曾龙回忆，在以后的几年中，袁殊逐条对他解释了判决书的内容，谈了许多往事。但无论谈什么，凡涉及到现实仍有保密性的人和事，他都绝口不提。尽管如此，曾龙“对父亲的问题始终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直到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1965年判决，宣告袁殊无罪，曾龙心中关于父亲身份的谜团才终于解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