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大骂张学良杨虎城 你们这些叛徒害了中国

　　闻一多厉声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

　　本文摘自《并未远去的背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事变后，西安各界上街举行游行声援蒋介石，声讨张学良杨虎城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页。）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 （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

　　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口号。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 ‘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韦君宜：《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2001年3月版。）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13页。）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