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伊斯兰国”又被称作ISIS和ISIL等。但在拉卡,民众开始称它为“组织”(Al Tanzeem)。人们很快明白,在社会秩序中的各个角落,一家人的生死完全掌握在组织手上。
拉卡居民不仅变成“组织”领导层的控制对象,他们的社会地位也突然间进一步下降,“组织”的领导层主要来自伊拉克。随着外国武装分子及其他志愿者开始涌入城镇,响应圣战的号召,他们成为这个动荡地区的领导人物。在拉卡,叙利亚人充其量算是二等公民。
杜瓦、奥斯和阿斯马是幸运的:她们可以选择加入。她们都选择通过工作和婚姻向“组织”换取生存的机会。
但她们并不支持这种极端思想,即便在逃离家乡进行躲藏之后,她们仍然努力说明,她们是如何从年轻的现代女性转变成“伊斯兰国”的道德警察的。
那时候,每一个选择似乎都是正确的选择,都是一种能让生活继续下去的方式:嫁给武装分子以抚慰“组织”,让家人都能受益;加入汉萨阿旅,获得行动自由及收入,在这个城市中,女性已被剥夺了自主权利。
但很快,每一个让步都带来了令人厌恶的结果,这些女性开始悔恨她们如何被迫陷入与邻里对抗的处境,这是正在撕裂她们所爱的社区的其中一股力量。只有在几个月后,当她们再次失去丈夫、遭到抛弃和被迫嫁给陌生人时,她们才会明白她们是被用来充当外国武装分子的临时慰藉,这些武装分子心里只有暴力,以及一个形象模糊的神。
她们最终确信,逃跑是唯一出路。她们和其他叙利亚人一样离弃了家园,将这个国家留给那些心中没有叙利亚的外国人。
这些女性试图将自己加入汉萨阿旅的行为合理化,但她们无法不看到“组织”作为一台野蛮杀人机器的现实。而整个叙利亚,似乎都已经变成一个有关死亡的问题。
2014年7月的某一周,杜瓦的丈夫阿布·苏海(Abu Soheil)三晚没有回家。第四天,一群武装分子来敲杜瓦的门。他们告诉杜瓦,在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塔尔阿卜亚德镇的一场战斗中,阿布·苏海引爆了自己。
10天之后,她丈夫所在队伍的另一名男性来到其住所。他告诉杜瓦,她不能独自一人在家,需要立即再次结婚。
“我告诉他,我仍止不住哭泣,”杜瓦说。“我说:‘我很伤心。我想等完三个月。’”但这名指挥官告诉她,她跟普通的寡妇不同。“你不应该哀痛悲伤,”他说。“他自己要求牺牲。你是烈士的妻子。你应该高兴。”
就是这个瞬间让她感到心灰意冷。
她知道她得逃走。
在杜瓦得到这个消息后不久,奥斯也收到了消息。她丈夫阿布·穆罕默德(Abu Muhammad)也在一场自杀式行动中身亡。
杜瓦因为无法忍受另一场强迫婚姻,最先离开了叙利亚。
四个月后奥斯决定离开时,由于土耳其开始加强安全举措,穿越边境变得更加困难。
到初春的时候,阿斯马在纠结是否逃走。
她和表姐妹计划逃跑时,没告诉任何人,甚至没告诉家人,她们只带了自己的手提包。
过了几年羞辱与失望的生活后,这三名女性表示她们没想过再回去,即便“伊斯兰国”倒台。作为故乡的拉卡,只留在她们的记忆中。
“谁知道战斗什么时候能停止?”阿斯马说。“叙利亚将变得像巴勒斯坦一样;每一年人们都在想:‘明年战争会结束。我们将会获得自由。’几十年过去了。叙利亚现在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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