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在一次“轻松的探讨”中，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这次，斯大林没有像对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样发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作为事后诸葛亮，我认为我们当时太傻了。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伤害，东北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大量牛羊等牲畜。斯大林既承认苏军的劣迹并道了歉，如果我们趁势索赔，是完全办得到的，然而根本没有提索赔问题。我们总是以中国人的邻里关系想问题，认为他应该主动给我们，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岂能拱手让人？！以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反而‘偿还’了许多冤枉债！”（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页）
苏军进入东北的70多年后，作家龙应台专程到东北，采访了那些知情者，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苏军强奸中国妇女暴行的细节：“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齐，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你听说过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吗？……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然后女人变成尸体……”（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页）
总体来看，关于苏军强奸和伤害中国女性的记录，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对知情者的访谈，没有深入的调查，没有要可靠的档案资料，就连龙应台等人所做的这种简单的采访和描述，也难得一见。血流了，泪流了，人死了，但是，时间的尘土遮蔽了这可怕的惨象，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四
斯大林对苏军在被占领国家的强奸犯罪行为是知情的。在苏联，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斯大林。正像他从吉拉斯那里知道了苏军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从来自前线的报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苏军正在如何伤害无辜的德国妇女。斯大林和贝利亚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许多德国人说，所有留在东普鲁士的妇女都惨遭红军士兵强奸。’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的例证——‘不满十八岁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妇都包括在内。’报告还说：‘跟随第43集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发现，留在斯普雷滕的妇女都不顾一切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委员们审问了其中一个名叫艾玛·科恩的女子，她说：‘红军在2月3日进入这个城市。他们进入了我们躲藏的地下掩体，用枪指着我和另外两个女人，命令我们到院子里去。在那里，我被十二个士兵轮奸。其他的士兵也对另外两个人干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晚上，来了三个士兵，2月6日，来了八个，他们对我们施暴并且打了我们。’三天后，这几个妇女试图割脉了结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但显然她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显然，这份报告的提供者希望所汇报的事情能够引起斯大林的重视，期待他作为最高统帅能积极地回应和处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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