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规定参与走私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边，然后又重返西贡。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办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证件，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建立运输线”的任务了。
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我以为，这样做至少有三大好处：其一，参与走私，就能在越、柬边界地区长时间地自由往来；其二，参与走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三，参与走私，才能够逐步积累资金，并最终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建立绝对安全的秘密运输通道”的艰巨任务。
需要说明，我在国内参加隐蔽工作时，培训我的个别领导曾经对我宣布过许多清规戒律：“不许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不许参与赌博”，“不许……”“走私就是犯法，如果走私被捕，一则影响工作，二则损坏名誉。”
在国内接受培训时，我也觉得这规定很有道理，但当我身处越南、柬埔寨边境地区，当我面对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和指令”时，我才发觉，某些清规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我开始按照自己过去经商的经验，在越、柬边界上，学着走起私来。
从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越、柬边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与此同时，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动，也越来越成规模了，甚至可以用“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来形容。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在经济与法治落后的国家，部分“缉私者”往往和“走私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当时的越、柬边界，控制十分严格，主要是吴庭艳政权害怕柬埔寨亲中国的金边政府，会对他们“渗透”。可是，边境的控制越严，当地的走私活动就可能越猖獗。
再者说，吴庭艳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工资微薄，如果仅靠政府发的薪金，生活自然拮据，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对于能够和他们平分走私利润的人，往往会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言之，如果走私者不愿和缉私者“共享胜利果实”，那么他们就会遭遇严厉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奉献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额利润，成为缉私者的“衣食父母”，那么他们就会庇护你、包庇你，甚至冒着风险帮你把私货“护送到”你所指定的目的地。
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则成了越、柬边界上众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帮”我把私货偷偷运到目的地―――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注：越、柬两国，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雨季），我都会穿行在丛山密林之中，参与走私。
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曾和我的伙伴携带利刃，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也有强盗。
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都是我这个“老板”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说，这个“常老板”为了谋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险、不惜吃苦！可是没人知道―――为了完成任务，我必须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哪一条路还可以作为“越、柬秘密通道”的备用之路。
放手赚钱化敌为友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建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建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除了努力筹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一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
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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