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当年在中国的兽行:16岁少女被糟蹋40天(组图)

　　有时日军也带我到据点供他们开心。据点里日军很多，有100多人。据点里有专门供“日本娼”住的房子。

　　每个月日军都给我们发预防丸。第一次我服后反应很大，头晕、想呕，全身不舒服。此后，每次发预防丸时，当他们面我假装吞下，其实含在舌底，等他们离开再吐掉。

　　在粮食仓库我干了半年。这半年中几乎天天都有日军来找，多时三五人，少时一人。其他姐妹的遭遇也同我一样。

　　黄玉凤:翻译告诉我，没轮到我的劳工时，白天可以在家，但晚上必须到据点陪小队长睡觉，天亮才能回家。我们村离据点近，曹长什么时候需要，都由赖进兴通知。加上赖进兴为了讨好小队长，认他为干爹，很多事都由他跑腿。

　　天气好的时候，曹长还会带我到河边沙滩上做那事，但多半还是在“日本娼”的房子里。据点里的“日本娼”房是一间大房子，屋内除一条过道外，分隔成五小间，每小间只有一张木板床。曹长带我去不固定哪一间。每次在“日本娼”房里，隔壁同时都有日军在做那事，都会听到呻吟声。

　　“日本娼”房和日军宿舍距离有50米，中间有通道。天气好，又有月亮的夜晚，日本兵也常拉着女人到河边沙滩上玩弄。

　　陈金玉:从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被放过。实在受不住了，就又想逃。有一天下午，我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我就偷偷潜水过了河，爬上对岸就跑，结果又被岗楼上的日本哨兵发现了。

　　邓玉民: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翻译官又把我带到了松木的住处，刚进门，就看到两个日军军官站在里面，松木不在。我想退出房间，但那两个军官却把门关上了，我想叫，他们就掌我的嘴巴。这两个日军军官把我轮奸了。

　　事过不几天，翻译官又找我，要我去松木的住处，我就说不去。翻译官就说，如果我不去，日军就会把我杀死，同时还要杀死我的姐姐和其他苗族人。这样，我就只好跟他去，去了松木就强奸。松木不仅自己强奸我，他还让别的日本人轮奸我，我想逃出据点躲到山里，但又怕被他们抓回来，被他们打死。

　　伍来春:半年后，他们把我调换到别的房子去住，工作也改为扫地、洗衣服或捉烟虫。晚上照样要供日军玩。

　　本来当日军民工，一个月可以轮换一次，但我们这些女孩子不给轮换。自己吃的米还是回家取的，不然要家人送来，换点盐巴回去。

　　家中有事，也要保甲长来替，事后必须按时回到据点。日军侵占保亭县城近6年内，我被迫接待过多少日军，无法说清楚的。

　　黄玉凤:真正的日本军妓每个月用汽车送来一次，每次约十一二人，住了三四天才走。她们个个都长得漂亮，嘴唇红红的，穿着长裙子。她们一来，我们这些劳工姑娘就要回避回家，待她们离开后才被召回据点。

　　陈金玉:这次被抓回来后，先是一顿毒打，之后被拉到操场上，要我四肢着地，像牛一样爬，他们用鞭子在后面打。

　　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被打出了很多伤口，雨水一淋钻心地疼，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泥水里，不能动弹了。当时多亏了姐妹们通过翻译官向日本人苦苦哀求，我才保住了命。以后，日本人看得更严了。

　　卓天妹:我被日军抓去关在军部里回不了家，有3年时间……没有人知道，我们当时过的日子不像是人过的日子。

　　解放后，卓天妹和同村的村民陈文义结婚，婚后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丈夫陈文义于4年前去世，现在卓天妹和儿子陈道红一家生活在一起。卓天妹老人的身体较好，现在每天仍在干活:煮饭、喂猪、到山上去打猪草料。

　　邓玉民:1945年8月底，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东公司里的日本人都有点手忙脚乱的，往外搬运东西，一车车运走。平时被看管得很严的劳工，这时没有人管了，胆大的劳工就背起行李往外走，也没人过来问。后来才知道日军投降了。

　　我是解放后才嫁人的。

　　伍来春:1945年，日军投降后，我才回家，也是建国后才嫁人。

　　因为大家都说我是“日本娼”，所以每次运动我都被点名，受批判。“文革”期间，我被划到地、富、反、坏分子行列，队里重活都让我干，还要接受斗争，贫下中农集会都不能参加。其他姐妹也不例外，常被批判斗争，苦得很。有一个被批得最厉害，后来死了。

　　黄玉凤:被征集到加茂据点修公路、架桥、种烟草的劳工，每一轮有60人左右。男的开路或砍公路两旁的树丛杂草、运材料架桥，或是整地种烟草;女的锄草、筛米。收获的烟叶晒干包装好就运走;日军运来很多稻谷，由妇女推磨舂成白米，再装袋运走。烟草、白米往哪里运，我们是不能知道的。

　　劳工来自友具、介水、加答、祖建等10多个村庄，每个村四五人，粮食自带。每轮期满日军给每人发2两食盐，此外什么也得不到。那些被日军指定来服务的姐妹没有任何报酬。

　　陈金玉:1945年6月的一天，日本人显得很慌乱，他们持着枪进进出出的，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以为逃跑的机会来了，便趁乱、趁天黑溜出了营区，游过加茂河，逃回了家。可刚一到家，日本人就又追了过来，我当时被吓坏了，想这一次被抓住，就活不成了。我就跑到了保长家，保长就对我说快往山上跑，到山里躲起来。我逃的时候，远远的都能听到追我的日本兵在对保长大声喊叫。

　　我在大山里躲了两了多月。有一天，家里人找到我说“哑客”(当年当地人对日本人的称呼，意思是无法和他说话的人)下海了。我就小心地从小路摸回家，村里人都说日军据点里已经没有人了。

　　日本人走了后，我就嫁了男人。因为当初我一直不吃日本人发的“预防丸”，所以我还能生下孩子。(摘自《慰安妇调查纪实》 作者:陈庆港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